第二百四十五章 疯狂年代(2)
在那个年代受迫害的当然不止我们一家,就拿西村我姥爷家来说,扎纸人的,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,我姥爷、我姥姥、还有我大舅都挨了批斗。我大舅比我父亲大几岁,上学也比我父亲早的多,文革的时候,他已经在上高中了,文革开始以后,学校停课回了家。
当时,他已经一边上学一边跟着我姥爷学扎纸人的手艺。当然了,不是我想说我姥姥姥爷的不是,就个扎纸人的手艺,还讲究个传男不传女,两口子愣是没教我母亲。
不过,这文革一上来,我姥爷一家四口儿,就我妈没挨批斗。据我妈说,他们那个村打人打的特别狠,把人逼的光上吊的就有仨,投井的俩。写老槐树的时候,我不是说他们村有个七十岁老头捅死了八十岁的老头嘛,就那个八十岁的老头,他们村就数他心狠手黑,打人都是往死里打的,像这种人,老天爷能叫他活到八十岁,估计就是叫他等着挨刀呢,那七十岁老头捅了这老头以后,到监狱里安享晚年去了,国家一直把他养到寿终正寝。
当时,我大舅给人打的眼睛都睁不开了,导致视力下降,我姥姥左腿给人打出了毛病,最惨的是我姥爷,给人打的大口大口吐血,之后落下了内疾,一到阴雨天就胸闷、偶尔嗝血,在我不到两岁时我姥爷就去世了。
他们村,最幸运的要数陈瞎子了,当时陈瞎子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,不过陈瞎子这老家伙圆滑世故会来事儿,别人还没打他,他自己就招了:“我对不起国家,我对不起党,我对不起人民,我对不起全村老少爷们儿,我认罪,我该死,我活该瞎,这辈子瞎,下辈子还瞎……”
那些人一听这话,心里舒坦了,说陈瞎子表现好,只把陈瞎子的竹竿子撅折了,美其名曰:斩断牛鬼蛇神尾巴。
当时,红卫兵好像已经分出了派系,每个派系各自为战。在我们这里有名的派系大致有三四个。“二七派”、“八一八”,这两个是最老资格的派系,势力最大,另外好像还有个“大联合”“四一四”什么的,这两个派系较小。
“二七派”,本名“二七公社”,是我们河南省最大的造反派;“八一八”可能是北京的,不过在全国的影响力是最大的,源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,这一天是*首次在北京*接见红卫兵。
他们这些派系之间,唯一不同就是胳膊上带的那个红袖箍,当时可能叫红袖章。二七派,胳膊上带是“二七红卫兵”,八一八带的是“八一八红卫兵”。“红卫兵”三个字较大,居中,派系名称字较小,居上。
打我奶奶的那些人是“二七派”的红卫兵。
*在北京第二次接见过红卫兵以后,九月初,*中央发出通知,支持全国各地革命学生代表来京参观“文化大革命”,还支持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帮助,坐火车、吃饭,一律由国家开支,也就是说,坐火车吃饭都不要钱。
这个通知一经出台,将红卫兵大串联推向了最*,全国各地的大学生、中学生、甚至是小学生,风起云涌,全部开始北上南下、东进西出。
打我奶奶的那几个红卫兵,临走时带走了村里大多数年轻人,说是大串联到北京去见*,接受*的检阅,每人带上一个红袖箍,拿上一本“红宝书”满腔激动地离开家了。
他们就这么走了,我父亲当然不甘心,喊上王思河,一路跟了过去。
我们这里现在叫凤泉区,过去叫北站区,过去为啥叫这个名字呢,因为我们这里过去有火车站,京广线,过去的火车不知道到达北京那个地方,现在一路直达北京西。
那些红卫兵就在火车站搭的车,我父亲跟王思河紧跟着他们钻进了另一列车厢里。
车厢里面,那是人山人海,全是大串联的年轻人,每个人脸上带的那种狂热,是无法用任何文字来形容的,鬼神见了都要退避三舍,就连我奶奶身边那位红裙女子都吓得半夜给我奶奶托梦,说到深山里躲一躲,将来有缘再见。那棵神奇的老槐树,文革来了以后就开始装死,一装就装了十年,可见当时那种鬼神皆惊的可怕程度。
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,我父亲跟王思河挤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角落里,想要开口跟别人说话,就得先对上*语录,例如,别人说一句:“自信人生二百年,”你就得赶紧对一句:“会当水击三千里!”要是三个人在场,这个说:天要下雨,另一个说:娘要嫁人,最后一个赶紧说:由他去吧……
你要是对不上来,那你就摊上大事儿了,把你从火车上扔下去都是有可能的。
我父亲跟王思河在火车上基本上不说话,就是说话,也是两个人小声嘀咕,绝不让第三个人听见。不过,车上人多,大多还是年轻人,也没人留意他们。
那时候都是慢车,硬座绿皮车,烧煤的那种蒸汽火车头拉着。我父亲跟王思河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才到达北京。离开家的时候,他们两个每人身上带了几个窝窝头,下车的时候已经吃完了。两个人身上还带着五毛钱,五毛钱已经算是不少了,我奶奶辛辛苦苦干十天的活儿才能挣五毛钱。
火车到站的地方,并不繁华,还有点荒凉,我父亲一下车就晕头转向了,不知道这是到了哪儿,甚至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,好在这趟火车上的人全都下来了,都是往一个地方去的,我父亲不知道这是哪儿,有人知道,跟着下,不害怕。
人群乌乌泱泱、人头攒动,踩的那地面都轰隆隆的响,就跟放了一大群羊似的。
我父亲跟王思河两个糊里糊涂随着人群就往前走,一边走一边在人群里找“二七派”那几个货,也就不大会儿功夫,给他们找到了,因为人太多,不好动手,悄悄尾随在他们后面跟着。
走了没多远,前面出现一座大棚子,里面热气升腾,这是专门给红卫兵们开设的临时大伙,就跟过去粥厂的性质差不多,这些人在这里可以随便吃喝。
吃过饭以后,接着往前走,走着走着,我父亲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了,人群出现了分化,因为北京这方面有人来接站,接站的人都是各个派系的,人群很快分流,分成了好几股,接站的人领着他们,各自找各自的队伍去了。
我父亲跟王思河就尾随着“二七派”这一股,继续往前走。路上,越走看着越像那么回事儿了,路两旁出现了楼房、店铺,路上出现了汽车、自行车等,俨然一副老北京风味儿。当时虽说看着萧条,很多店铺都关着门,不过绝对要比我们这个破落小山村繁华的多,临街的那些墙上,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大标语、大字报,有的是*语录,有的是鸡血沸腾的口号,看着都叫人眼晕,给人的感觉就是——这天下乱了……
也不知道走了多远,天色黑了下来,这股二七派的人,穿街过巷,在巷子里一处四合院落了脚。我父亲他们两个没敢进去,不是他们派系的,进去搞不好还得挨揍呢,两个人在四合院旁边找了个角落猫了一夜。
第二天,找了个地方吃过早饭,尾随着这些人来到了*广场。
用我父亲的话说,当时那广场上全是人,人山人海,一眼都望不到边,人人手里举着“红宝书”,在*城楼底下喊口号、唱歌、游行,口号喊的是:革命无罪、造反有理,歌唱的是:东方红,太阳升,中国出了个*……
可能因为人数还是不够多,没能引起中央领导们的重视,这些人在*广场上折腾了三天,也没能见着伟大的领袖*。
三天来,我父亲两个也被迫混在人群里面,手举“红宝书”,跟着他们喊口号,唱歌,不过,他们没忘记自己两个千里迢迢跑北京干啥来了,心里一直惦记着那几个货。
到了第四天傍晚,终于给我父亲他们两个逮着了机会。当时,在我们村里打我奶奶的总共有五个人,三男二女,他们的名字,我父亲到现在都还记得,不过,在这里我就不再写他们的真实姓名了,毕竟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了,写出来也没啥意思了,再说他们现在不一定还活着。三个男的,咱们就叫他们男一、男二、男三,女的,就叫女一、女二好了。
那是天色将黑的时候,刚刚吃过晚饭,我父亲两个又猫到四合院旁边那个角落里,这个角落位置很好,只要一打四合院出来人,就能听见声音,一探头就能看见出来的是谁。
那几个货,估计也第一次来北京,估计在四合院呆腻歪了,男一、男二和一个女生一起走了出来,这女生不是打我奶奶的那两个,这个我父亲不认识。他们出来以后,朝着胡同另一个方向走去,我父亲跟王思河发现他们以后,悄悄跟了上去。
他们所在的这个四合院具体在北京哪个位置,我父亲说不清楚,因为当时乱的很,到处贴的都是字幅标语,有点儿标志性、特色性的东西也都给这些败家玩意们打砸烧了,这地方距离*挺远的。
我父亲记得出了胡同以后,往右走,是条大路,大路走了能有五六十米,左边出现一条小路,这仨货一转身上了小路。沿着小路又往前也不知道走了多远,当是天色也黑,就见前面黑压压的出现一个小树林,三个人高谈阔论着,走进了树林。
我父亲两个朝四下看看,挺背的一个地方,周围呢,也没见着人,不知道这仨人进树林里干啥,两个人小心翼翼跟了进去。
进树林以后没走多远,就听前面那女人大叫了一声:“你们两个干什么!”
我父亲跟王思河两个顿时吓了一跳,心说,难道给他们发现了?
(感谢“dd”打赏的皇冠!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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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,他已经一边上学一边跟着我姥爷学扎纸人的手艺。当然了,不是我想说我姥姥姥爷的不是,就个扎纸人的手艺,还讲究个传男不传女,两口子愣是没教我母亲。
不过,这文革一上来,我姥爷一家四口儿,就我妈没挨批斗。据我妈说,他们那个村打人打的特别狠,把人逼的光上吊的就有仨,投井的俩。写老槐树的时候,我不是说他们村有个七十岁老头捅死了八十岁的老头嘛,就那个八十岁的老头,他们村就数他心狠手黑,打人都是往死里打的,像这种人,老天爷能叫他活到八十岁,估计就是叫他等着挨刀呢,那七十岁老头捅了这老头以后,到监狱里安享晚年去了,国家一直把他养到寿终正寝。
当时,我大舅给人打的眼睛都睁不开了,导致视力下降,我姥姥左腿给人打出了毛病,最惨的是我姥爷,给人打的大口大口吐血,之后落下了内疾,一到阴雨天就胸闷、偶尔嗝血,在我不到两岁时我姥爷就去世了。
他们村,最幸运的要数陈瞎子了,当时陈瞎子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,不过陈瞎子这老家伙圆滑世故会来事儿,别人还没打他,他自己就招了:“我对不起国家,我对不起党,我对不起人民,我对不起全村老少爷们儿,我认罪,我该死,我活该瞎,这辈子瞎,下辈子还瞎……”
那些人一听这话,心里舒坦了,说陈瞎子表现好,只把陈瞎子的竹竿子撅折了,美其名曰:斩断牛鬼蛇神尾巴。
当时,红卫兵好像已经分出了派系,每个派系各自为战。在我们这里有名的派系大致有三四个。“二七派”、“八一八”,这两个是最老资格的派系,势力最大,另外好像还有个“大联合”“四一四”什么的,这两个派系较小。
“二七派”,本名“二七公社”,是我们河南省最大的造反派;“八一八”可能是北京的,不过在全国的影响力是最大的,源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,这一天是*首次在北京*接见红卫兵。
他们这些派系之间,唯一不同就是胳膊上带的那个红袖箍,当时可能叫红袖章。二七派,胳膊上带是“二七红卫兵”,八一八带的是“八一八红卫兵”。“红卫兵”三个字较大,居中,派系名称字较小,居上。
打我奶奶的那些人是“二七派”的红卫兵。
*在北京第二次接见过红卫兵以后,九月初,*中央发出通知,支持全国各地革命学生代表来京参观“文化大革命”,还支持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帮助,坐火车、吃饭,一律由国家开支,也就是说,坐火车吃饭都不要钱。
这个通知一经出台,将红卫兵大串联推向了最*,全国各地的大学生、中学生、甚至是小学生,风起云涌,全部开始北上南下、东进西出。
打我奶奶的那几个红卫兵,临走时带走了村里大多数年轻人,说是大串联到北京去见*,接受*的检阅,每人带上一个红袖箍,拿上一本“红宝书”满腔激动地离开家了。
他们就这么走了,我父亲当然不甘心,喊上王思河,一路跟了过去。
我们这里现在叫凤泉区,过去叫北站区,过去为啥叫这个名字呢,因为我们这里过去有火车站,京广线,过去的火车不知道到达北京那个地方,现在一路直达北京西。
那些红卫兵就在火车站搭的车,我父亲跟王思河紧跟着他们钻进了另一列车厢里。
车厢里面,那是人山人海,全是大串联的年轻人,每个人脸上带的那种狂热,是无法用任何文字来形容的,鬼神见了都要退避三舍,就连我奶奶身边那位红裙女子都吓得半夜给我奶奶托梦,说到深山里躲一躲,将来有缘再见。那棵神奇的老槐树,文革来了以后就开始装死,一装就装了十年,可见当时那种鬼神皆惊的可怕程度。
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,我父亲跟王思河挤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角落里,想要开口跟别人说话,就得先对上*语录,例如,别人说一句:“自信人生二百年,”你就得赶紧对一句:“会当水击三千里!”要是三个人在场,这个说:天要下雨,另一个说:娘要嫁人,最后一个赶紧说:由他去吧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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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父亲跟王思河在火车上基本上不说话,就是说话,也是两个人小声嘀咕,绝不让第三个人听见。不过,车上人多,大多还是年轻人,也没人留意他们。
那时候都是慢车,硬座绿皮车,烧煤的那种蒸汽火车头拉着。我父亲跟王思河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才到达北京。离开家的时候,他们两个每人身上带了几个窝窝头,下车的时候已经吃完了。两个人身上还带着五毛钱,五毛钱已经算是不少了,我奶奶辛辛苦苦干十天的活儿才能挣五毛钱。
火车到站的地方,并不繁华,还有点荒凉,我父亲一下车就晕头转向了,不知道这是到了哪儿,甚至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,好在这趟火车上的人全都下来了,都是往一个地方去的,我父亲不知道这是哪儿,有人知道,跟着下,不害怕。
人群乌乌泱泱、人头攒动,踩的那地面都轰隆隆的响,就跟放了一大群羊似的。
我父亲跟王思河两个糊里糊涂随着人群就往前走,一边走一边在人群里找“二七派”那几个货,也就不大会儿功夫,给他们找到了,因为人太多,不好动手,悄悄尾随在他们后面跟着。
走了没多远,前面出现一座大棚子,里面热气升腾,这是专门给红卫兵们开设的临时大伙,就跟过去粥厂的性质差不多,这些人在这里可以随便吃喝。
吃过饭以后,接着往前走,走着走着,我父亲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了,人群出现了分化,因为北京这方面有人来接站,接站的人都是各个派系的,人群很快分流,分成了好几股,接站的人领着他们,各自找各自的队伍去了。
我父亲跟王思河就尾随着“二七派”这一股,继续往前走。路上,越走看着越像那么回事儿了,路两旁出现了楼房、店铺,路上出现了汽车、自行车等,俨然一副老北京风味儿。当时虽说看着萧条,很多店铺都关着门,不过绝对要比我们这个破落小山村繁华的多,临街的那些墙上,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大标语、大字报,有的是*语录,有的是鸡血沸腾的口号,看着都叫人眼晕,给人的感觉就是——这天下乱了……
也不知道走了多远,天色黑了下来,这股二七派的人,穿街过巷,在巷子里一处四合院落了脚。我父亲他们两个没敢进去,不是他们派系的,进去搞不好还得挨揍呢,两个人在四合院旁边找了个角落猫了一夜。
第二天,找了个地方吃过早饭,尾随着这些人来到了*广场。
用我父亲的话说,当时那广场上全是人,人山人海,一眼都望不到边,人人手里举着“红宝书”,在*城楼底下喊口号、唱歌、游行,口号喊的是:革命无罪、造反有理,歌唱的是:东方红,太阳升,中国出了个*……
可能因为人数还是不够多,没能引起中央领导们的重视,这些人在*广场上折腾了三天,也没能见着伟大的领袖*。
三天来,我父亲两个也被迫混在人群里面,手举“红宝书”,跟着他们喊口号,唱歌,不过,他们没忘记自己两个千里迢迢跑北京干啥来了,心里一直惦记着那几个货。
到了第四天傍晚,终于给我父亲他们两个逮着了机会。当时,在我们村里打我奶奶的总共有五个人,三男二女,他们的名字,我父亲到现在都还记得,不过,在这里我就不再写他们的真实姓名了,毕竟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了,写出来也没啥意思了,再说他们现在不一定还活着。三个男的,咱们就叫他们男一、男二、男三,女的,就叫女一、女二好了。
那是天色将黑的时候,刚刚吃过晚饭,我父亲两个又猫到四合院旁边那个角落里,这个角落位置很好,只要一打四合院出来人,就能听见声音,一探头就能看见出来的是谁。
那几个货,估计也第一次来北京,估计在四合院呆腻歪了,男一、男二和一个女生一起走了出来,这女生不是打我奶奶的那两个,这个我父亲不认识。他们出来以后,朝着胡同另一个方向走去,我父亲跟王思河发现他们以后,悄悄跟了上去。
他们所在的这个四合院具体在北京哪个位置,我父亲说不清楚,因为当时乱的很,到处贴的都是字幅标语,有点儿标志性、特色性的东西也都给这些败家玩意们打砸烧了,这地方距离*挺远的。
我父亲记得出了胡同以后,往右走,是条大路,大路走了能有五六十米,左边出现一条小路,这仨货一转身上了小路。沿着小路又往前也不知道走了多远,当是天色也黑,就见前面黑压压的出现一个小树林,三个人高谈阔论着,走进了树林。
我父亲两个朝四下看看,挺背的一个地方,周围呢,也没见着人,不知道这仨人进树林里干啥,两个人小心翼翼跟了进去。
进树林以后没走多远,就听前面那女人大叫了一声:“你们两个干什么!”
我父亲跟王思河两个顿时吓了一跳,心说,难道给他们发现了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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