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四十三章 七分人祸
当我奶奶仗着胆子从小鬼猴子手里接过黄纸以后,小鬼猴子一转身,呼呼几个纵跃,钻进不远处的玉米地里,消失不见了。
我奶奶拿着黄纸站在坟头,愣了许久,最后看着小鬼猴子消失的那片玉米地,低声说道:“小鬼猴子,你来晚了呀!”再回头看看埋着我太爷的那胚黄土,眼泪忍不住再次落了下来……
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,带着两个孩子,这日子,可想而知……
这人世间,其实就是这个样子,谁能一辈子风调雨顺呢?
一年后,时间来到了一九五八年,这一年,我奶奶四十岁,我父亲九岁,我母亲七岁,我姑姑七岁。
一九五八年,这是一个雪藏了很多故事的年份。
5月,中国*八大二次会议举行以后,“大跃进”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。
大跃进,大致分为两个部分,一个是“农业大跃进”,一个是“全党全民大炼钢铁”。
农业大跃进,出现了史无前例、荒唐滑稽的“浮夸风”。浮夸风,也就是漫天吹嘘,也叫放“卫星”。
浮夸风最牛逼的是天津市,当时的《天津日报》声称,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,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。紧接着,是河北保定市徐水县,亩产山药120万斤、小麦12万斤、皮棉5000斤、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以上。
我们这里不种水稻,主要是种小麦,水稻我不了解,不过就我们家现在的小麦亩产而言,最好的收成,亩产不过八百到九百斤左右,就过去那生产条件,小麦亩产12万斤?12万斤呐,这是个啥概念?这已经不是一个天文数字,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,不过,就这笑话,还真有人信,党中央明确批示: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。现在看来,真的是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,放开胆子吹呗!
写到这儿,或许有人会问,上级领导都不下来视察吗?到地里一看不就知道了。知道啥呀,上级领导来了以后,地方领导把几十亩地里的庄稼移栽到一亩地里,那地里的庄稼个个颗粒饱满,拥挤的密不透风,一屁股坐上去都没事儿,看上去那就是逆天的大丰收!
全民大炼钢铁,那时候条件简陋,随便垒个土台子就炼上了,炼钢技术又不过关,好铁炼完了炼下脚料,下脚料炼完了到老百姓家里收,铁锅铁勺,只要是沾点儿铁气儿的都收了去,盲目、又不切实际地扔进炼钢炉里,炼成了一堆堆的废铁疙瘩,最后扔的马路边儿上到处都是,急功近利、好高骛远、劳民伤财!
当时的中央领导,其实是想不蒸馒头争口气,昭告全世界,俺们中国虽然穷,但俺们有志气,俺们有人,没有粮食俺们自己种,没有钢铁俺们自己炼。不过,有事儿,不是志气和人海战术就能成功的,死钻牛角尖儿的,那不叫志气,那叫傻气。当时的赫鲁晓夫批评了中国的冒进,因为这些路,他们俄罗斯已经走过,已经吃过亏了,算是良药苦口,不过,*并没有尝出这是良药,只知道它苦口,这个算是后来跟俄罗斯决裂的诱因。
与此同时,全国农村成立人民公社,特别是在我们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镇,当时的带头人叫史来贺,八十年代史来贺成为全国闻名的“人民公仆”,当时在七里营建立了一个“七里营人民公社”,*视察到七里营,说了句“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”。紧跟着,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,河南全境全部成立了公社,有些地方甚至强迫群众加入。“跟风”一词,似乎最早就出自这个年代!
人民公社开办了大食堂,也就是俗称的“大锅饭”,到公社食堂里吃饭不要钱,不过,得把自己家里的田地交出来,所有私产变成公产,家里不能私自生火开灶,甚至不能饲养家禽,所有的一切,包括你这个人,全都是“公家”的。
大食堂成立伊始,大多数人表示怀疑,哪有吃饭不要钱的,很多人怀着一副观望心理。据我父亲说,一开始食堂里的伙食非常好,白面馒头大米饭,甚至还有油条,一开始加入食堂的人个个吃的满嘴流油。
后来,那些观望的人忍不住诱惑,纷纷把自己过去“打土豪分田地”分来的田地交给“公家”,加入公社,在大食堂吃起了大锅饭。
我奶奶家,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,一年下来吃不了几次白面馒头,算是最早一批加入大食堂的,我父亲也有幸吃了几天白面馒头加油条。
不过,由于后来“浮夸风”的影响,党中央以为全国各地有吃不完的粮食,于是放出口号:“放开肚皮吃,甩开膀子干”。
这口号,其实是句空话,大食堂成立以后导致的结果是:粮食浪费不说,很多吃大锅饭的人消极怠工,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儿,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口也不回少吃,一个偷懒,一群人跟着学,继而导致无数农田荒废,麦苗长的还不如野草高,有的田地甚至颗粒无收。不过,国家上层领导并不知道这些,就是知道了也不敢说,睁眼瞎似的以为国家已经进入了一片大好的“*”社会,共同生产、共同分配。而且,在国家粮食局的统计数字里,全国粮食产量那是成几何数字的翻倍增长,当时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%,总产量比美国多出40亿斤,这样的数字,就好比金三胖摆下一块巨石,扬言能碾碎美国新式坦克一样不切实际。
一九五八年冬,很多地方的大食堂出现了断粮现象,局部出现饥荒。与此同时,国家因为“浮夸风”,提高了农粮赋税,全国各地为了能够缴齐“公粮”,只能让那些社员饿肚子,即便这样,那些被浮夸出来的公粮数目也没办法交齐,有些地方怀疑有人私藏了粮食,出现了生产队干部上门追逼公粮,甚至出现殴打、逼死人的情况。
一九五九年春,史称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全面爆发!
这时候的大食堂,哪里还有啥大米油条,一日三餐,每人一小勺儿能当镜子照的稀汤水,喝下去一泡尿就没了,人们不得已又像42年那样儿,挖草根、剥树皮,最好的食物是红薯穰子,也就是红薯的茎蔓。
一九六零年,最艰难的一年,饿死人无数,活着的人几乎人人患上“浮肿病”。胳膊腿骨瘦如柴,肚子却奇大无比,这就是“浮肿病”的症状。
我父亲和我姑姑当时饿的根本就站不起来,趴在地上,用胳膊爬着走路。每天我父亲和我姑姑从早上喝过一碗清汤水以后,就守在南墙根儿那里,南墙根儿的土墙上,给我父亲画了一个横道儿,兄妹两个就那么趴在地上看着那根横道儿,用我父亲的话说,啥时候太阳光照到那横道中央位置的时候儿,啥时候队里食堂就要敲钟开中午饭了。
我父亲跟我说这个的时候,脸色带着笑,但是我知道,那笑容的背后,是无尽的辛酸与苦楚……
相对来说,我们这一带还好些,我父亲、我母亲、我老丈人都很明确地说过,我们这里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,不过,很多人饿的到生产队上偷粮食吃,抓住以后,那就不得了了。据说黄河边上,抓住偷社会主义粮食的人,用麻袋装了以后,直接扔河里去,那黄河里边儿,因此不知道葬送的多少枯骨亡魂。同时,也听说有地方出现人吃人的事件,不过还是不在我们这一带,他们还有顺口溜,叫做“人吃人,狗啃狗,老鼠饿的啃砖头。”
同年秋,某一天,我太爷的忌日。那时候,活人都保不住,哪儿还能顾得上死人呢,不过,我奶奶却每年都要到坟地里祭拜,这时候家里边儿呢,黄纸早就没了,就剩下我奶奶私藏的半捆线香,我奶奶抽了九根,趁着夜深没人的时候,一摇三晃来到坟头,给我太爷、我太奶、我爷爷,每人分别点了三根,也不敢哭,怕给别人发现,因为我奶奶这时候是“地主婆”,成分不好,要是给人知道私自来坟地上坟,搞封建迷信,又会是麻烦事儿。
我奶奶跪在我太爷他们三个的坟头,轻声的嘟囔:“爹呀、娘呀、哥……你们好不?这眼下呀,又闹上饥荒了,不过呢,你们也不用再受这份儿罪了……”说着,眼泪下来了。
一九六一年秋,党中央眼看饿死的人越来越多,只好解散大食堂。*建议,给每家每户分出一小块保命的“自留地”,这个建议得到了通过。
老百姓分到“自留地”以后,又有了干劲儿,因为这块“自留地”不用缴“公粮”,自己种了自己吃,渐渐的,饿死的人越来越少,到了一九六二年秋,大饥荒基本结束,当然了,我说是我们这一带,并不代表全国各地。我们这一带最难熬的也就六零年这一年。
据不完全统计,这场饥荒里饿死、加上某些不正当原因致死的人数,大约是两千多万,所谓的“自然灾害”,其实并没有发生灾害,那几年还算风调雨顺。
这三年,海外一些学者称之为“三年大饥荒”,西方学者则称其为“大跃进饥荒”。
事后,国家总结这次饥荒的起因时,*说了一句:“三分天灾,七分*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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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奶奶拿着黄纸站在坟头,愣了许久,最后看着小鬼猴子消失的那片玉米地,低声说道:“小鬼猴子,你来晚了呀!”再回头看看埋着我太爷的那胚黄土,眼泪忍不住再次落了下来……
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,带着两个孩子,这日子,可想而知……
这人世间,其实就是这个样子,谁能一辈子风调雨顺呢?
一年后,时间来到了一九五八年,这一年,我奶奶四十岁,我父亲九岁,我母亲七岁,我姑姑七岁。
一九五八年,这是一个雪藏了很多故事的年份。
5月,中国*八大二次会议举行以后,“大跃进”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。
大跃进,大致分为两个部分,一个是“农业大跃进”,一个是“全党全民大炼钢铁”。
农业大跃进,出现了史无前例、荒唐滑稽的“浮夸风”。浮夸风,也就是漫天吹嘘,也叫放“卫星”。
浮夸风最牛逼的是天津市,当时的《天津日报》声称,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,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。紧接着,是河北保定市徐水县,亩产山药120万斤、小麦12万斤、皮棉5000斤、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以上。
我们这里不种水稻,主要是种小麦,水稻我不了解,不过就我们家现在的小麦亩产而言,最好的收成,亩产不过八百到九百斤左右,就过去那生产条件,小麦亩产12万斤?12万斤呐,这是个啥概念?这已经不是一个天文数字,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,不过,就这笑话,还真有人信,党中央明确批示: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。现在看来,真的是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,放开胆子吹呗!
写到这儿,或许有人会问,上级领导都不下来视察吗?到地里一看不就知道了。知道啥呀,上级领导来了以后,地方领导把几十亩地里的庄稼移栽到一亩地里,那地里的庄稼个个颗粒饱满,拥挤的密不透风,一屁股坐上去都没事儿,看上去那就是逆天的大丰收!
全民大炼钢铁,那时候条件简陋,随便垒个土台子就炼上了,炼钢技术又不过关,好铁炼完了炼下脚料,下脚料炼完了到老百姓家里收,铁锅铁勺,只要是沾点儿铁气儿的都收了去,盲目、又不切实际地扔进炼钢炉里,炼成了一堆堆的废铁疙瘩,最后扔的马路边儿上到处都是,急功近利、好高骛远、劳民伤财!
当时的中央领导,其实是想不蒸馒头争口气,昭告全世界,俺们中国虽然穷,但俺们有志气,俺们有人,没有粮食俺们自己种,没有钢铁俺们自己炼。不过,有事儿,不是志气和人海战术就能成功的,死钻牛角尖儿的,那不叫志气,那叫傻气。当时的赫鲁晓夫批评了中国的冒进,因为这些路,他们俄罗斯已经走过,已经吃过亏了,算是良药苦口,不过,*并没有尝出这是良药,只知道它苦口,这个算是后来跟俄罗斯决裂的诱因。
与此同时,全国农村成立人民公社,特别是在我们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镇,当时的带头人叫史来贺,八十年代史来贺成为全国闻名的“人民公仆”,当时在七里营建立了一个“七里营人民公社”,*视察到七里营,说了句“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”。紧跟着,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,河南全境全部成立了公社,有些地方甚至强迫群众加入。“跟风”一词,似乎最早就出自这个年代!
人民公社开办了大食堂,也就是俗称的“大锅饭”,到公社食堂里吃饭不要钱,不过,得把自己家里的田地交出来,所有私产变成公产,家里不能私自生火开灶,甚至不能饲养家禽,所有的一切,包括你这个人,全都是“公家”的。
大食堂成立伊始,大多数人表示怀疑,哪有吃饭不要钱的,很多人怀着一副观望心理。据我父亲说,一开始食堂里的伙食非常好,白面馒头大米饭,甚至还有油条,一开始加入食堂的人个个吃的满嘴流油。
后来,那些观望的人忍不住诱惑,纷纷把自己过去“打土豪分田地”分来的田地交给“公家”,加入公社,在大食堂吃起了大锅饭。
我奶奶家,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,一年下来吃不了几次白面馒头,算是最早一批加入大食堂的,我父亲也有幸吃了几天白面馒头加油条。
不过,由于后来“浮夸风”的影响,党中央以为全国各地有吃不完的粮食,于是放出口号:“放开肚皮吃,甩开膀子干”。
这口号,其实是句空话,大食堂成立以后导致的结果是:粮食浪费不说,很多吃大锅饭的人消极怠工,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儿,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口也不回少吃,一个偷懒,一群人跟着学,继而导致无数农田荒废,麦苗长的还不如野草高,有的田地甚至颗粒无收。不过,国家上层领导并不知道这些,就是知道了也不敢说,睁眼瞎似的以为国家已经进入了一片大好的“*”社会,共同生产、共同分配。而且,在国家粮食局的统计数字里,全国粮食产量那是成几何数字的翻倍增长,当时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%,总产量比美国多出40亿斤,这样的数字,就好比金三胖摆下一块巨石,扬言能碾碎美国新式坦克一样不切实际。
一九五八年冬,很多地方的大食堂出现了断粮现象,局部出现饥荒。与此同时,国家因为“浮夸风”,提高了农粮赋税,全国各地为了能够缴齐“公粮”,只能让那些社员饿肚子,即便这样,那些被浮夸出来的公粮数目也没办法交齐,有些地方怀疑有人私藏了粮食,出现了生产队干部上门追逼公粮,甚至出现殴打、逼死人的情况。
一九五九年春,史称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全面爆发!
这时候的大食堂,哪里还有啥大米油条,一日三餐,每人一小勺儿能当镜子照的稀汤水,喝下去一泡尿就没了,人们不得已又像42年那样儿,挖草根、剥树皮,最好的食物是红薯穰子,也就是红薯的茎蔓。
一九六零年,最艰难的一年,饿死人无数,活着的人几乎人人患上“浮肿病”。胳膊腿骨瘦如柴,肚子却奇大无比,这就是“浮肿病”的症状。
我父亲和我姑姑当时饿的根本就站不起来,趴在地上,用胳膊爬着走路。每天我父亲和我姑姑从早上喝过一碗清汤水以后,就守在南墙根儿那里,南墙根儿的土墙上,给我父亲画了一个横道儿,兄妹两个就那么趴在地上看着那根横道儿,用我父亲的话说,啥时候太阳光照到那横道中央位置的时候儿,啥时候队里食堂就要敲钟开中午饭了。
我父亲跟我说这个的时候,脸色带着笑,但是我知道,那笑容的背后,是无尽的辛酸与苦楚……
相对来说,我们这一带还好些,我父亲、我母亲、我老丈人都很明确地说过,我们这里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,不过,很多人饿的到生产队上偷粮食吃,抓住以后,那就不得了了。据说黄河边上,抓住偷社会主义粮食的人,用麻袋装了以后,直接扔河里去,那黄河里边儿,因此不知道葬送的多少枯骨亡魂。同时,也听说有地方出现人吃人的事件,不过还是不在我们这一带,他们还有顺口溜,叫做“人吃人,狗啃狗,老鼠饿的啃砖头。”
同年秋,某一天,我太爷的忌日。那时候,活人都保不住,哪儿还能顾得上死人呢,不过,我奶奶却每年都要到坟地里祭拜,这时候家里边儿呢,黄纸早就没了,就剩下我奶奶私藏的半捆线香,我奶奶抽了九根,趁着夜深没人的时候,一摇三晃来到坟头,给我太爷、我太奶、我爷爷,每人分别点了三根,也不敢哭,怕给别人发现,因为我奶奶这时候是“地主婆”,成分不好,要是给人知道私自来坟地上坟,搞封建迷信,又会是麻烦事儿。
我奶奶跪在我太爷他们三个的坟头,轻声的嘟囔:“爹呀、娘呀、哥……你们好不?这眼下呀,又闹上饥荒了,不过呢,你们也不用再受这份儿罪了……”说着,眼泪下来了。
一九六一年秋,党中央眼看饿死的人越来越多,只好解散大食堂。*建议,给每家每户分出一小块保命的“自留地”,这个建议得到了通过。
老百姓分到“自留地”以后,又有了干劲儿,因为这块“自留地”不用缴“公粮”,自己种了自己吃,渐渐的,饿死的人越来越少,到了一九六二年秋,大饥荒基本结束,当然了,我说是我们这一带,并不代表全国各地。我们这一带最难熬的也就六零年这一年。
据不完全统计,这场饥荒里饿死、加上某些不正当原因致死的人数,大约是两千多万,所谓的“自然灾害”,其实并没有发生灾害,那几年还算风调雨顺。
这三年,海外一些学者称之为“三年大饥荒”,西方学者则称其为“大跃进饥荒”。
事后,国家总结这次饥荒的起因时,*说了一句:“三分天灾,七分*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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