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七九章 齐国的文治
1655年1月23日,汉洲,建业。
大明左副都御史、访齐使团副使黄宗羲站在大殿门口,看到里面一排排书架上布满藏书,震惊得无以复加。
当他随着齐国文教部社科司郎中方以智来到文渊阁时,初时颇不以为然。这片建筑群看着是巍峨壮观,而且外墙窗户均采用了极其珍贵的透明琉璃,在远处青山掩映下,显得异常大气磅礴。
若是论建筑规模,不说南京城中文渊阁是远远不如,就是昔日北京皇城中的皇史宬,那也是无法与其相提并论。但黄宗羲对此并未流露出太多的羡慕神情,齐国偏居极南大陆,虽然占地幅员辽阔,船坚炮利,武力强悍,但民不过数十万,建国也未及二十年,想必国中文风不昌,知识凋敝。因而,为了彰显其小国内蕴,才会劳民伤财,建起这片雄伟壮观(华而不实)的文渊阁建筑群。
在一楼的观阅大厅里,三三两两分布着数十人,端坐于窗前,捧着一本本书册,认真的阅读着,不时地还会拿出纸笔,不断的誊写抄录,倒是有几分书香气息。
待登上二楼,推开一间间藏书大厅,黄宗羲立即对“汗牛充栋”、“浩如烟海”这两个成语有了新的定义。
书,很多的书,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书海!
走在一排排书架中间,伸手轻轻地佛动一册册书卷,他瞬间感到了自己的无限渺小,更是对自己曾自诩博学多识而感到无地自容。
这得有多少册书籍呀!
“目前馆内有各类藏书约一百三十余万册。”方以智自豪地说道:“而且随着每年移民船队的返回,各类藏书仍旧在不断的增加。”
“百万余册!”黄宗羲不由惊呼道:“这文渊阁竟然能藏书如此之巨!”
“整个文渊阁,主要由三栋主体建筑构成,大概有四万余平方米……”
“四万余平方米?平方米是何物?是描述建筑物大小的概念吗?”
“平方米?哦,这个是描述事物表面大小的单位,类似于描述田地的一亩,一顷等大小概念。此乃我齐国创立(米的单位由1791年法国创立),大概是长度和宽度均为三尺多的方寸大小。至于一米这个单位,荣我稍后再与太冲(黄宗羲字)先生解释。……另外,此馆内藏书,除部分珍贵典籍和涉密图书外,均向国中民众无偿开放。”
“此大善!”黄宗羲由衷地赞道:“适才于一楼大厅所观,发现有不少学者、士子持纸笔誊写抄录,此行径亦未不禁?”
“凡无涉密图书,均可自由誊写抄录。”方以智微笑着说道:“若是经馆内主持允许,部分图书甚至可以借阅至家中,详加参阅。”
“此举,可谓是我辈文人之善事。”黄宗羲不由叹道:“想我大明境内,有藏书者不知凡几,却未曾如你齐国这般,可供大众无偿观阅借读。”
“是呀,不满太冲先生,当年我刚至汉洲本土,在见到文渊阁中如此之多书册,几欲疯魔,曾连续数月流连于此,不寝不食,终日翻阅各类典藏文籍。想来,甚为可笑呀!”方以智笑着捋了捋颌下短须。
“哈哈……,密之先生(方以智字),此馆内如此之多藏书,某,也欲行此为呀!”黄宗羲抚摸着书架上的书籍,大笑不止。
人类之所以能够走出蒙昧,并不是某个特殊人物在暴力和阴谋上多么惊天地泣鬼神。在很大程度上,是因为智慧和知识的积累,或者说是书籍的力量。客观地说,知识总量必须达到一定程度,才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力量。对一个人来说,一本书或许就足以使其“知识渊博”,但对一个社会来说,仅有一本书是明显不够的。当很多书被集中在一起,就有了图书馆。实际上,类似《永乐大典》、《百科全书》这样的多卷本巨著,本身就是一座图书馆。
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书籍这种特殊的“手工艺品”因为其昂贵,一般个人几乎无法拥有,所以,大多数书籍都被保存在图书馆里。因为忌灯火,在昏暗阴冷的图书馆看书,绝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。
西方早期的图书和经卷一般都被收藏于修道院,但数量很少,也就几本书而已。直到大学的出现以后,欧洲才出现了面向世俗的图书馆,而这些图书馆的书籍也少得可怜。在13世纪中期,巴黎索邦神学院在当时是拥有欧洲最多的藏书,也仅仅超过一千册(卷)。为了防止珍贵的羊皮书被盗,这些书都用铁链拴着。
与欧洲相比,中国的书籍和图书馆有一段可谓辉煌的历史。在官方,有西周的盟府,两汉的石渠阁、东观和兰台,隋朝的观文殿,宋朝的崇文院,明代的文渊阁等。唐以降,书院兴起,无书不成书院,极大地推动了藏书风气的兴盛。
在大明时期,“郡县皆立学”,几乎每个官办学校都有“尊经阁”,15世纪中期,松江府学号称藏书万卷,而同一时期,剑桥大学图书馆只有122本图书,这在当时英国已算是很多了。
其实,中国历代的图书馆其实就是藏书馆,这从老子时代就已经如此。印刷术出现之后,书籍实现了商品化,从官方到民间,藏书之风弥漫。
不过,这些不论是皇家藏书楼,还是私人藏书楼,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其核心是“藏”,藏的目的,一是传与后代,二是保值增值,并不与阅读有多少直接关系。很多书只要进了藏书楼,就被束之高阁,与读者隔绝。书,只是一种秘不示人的古玩、古董和艺术品,而不是一种读物。
这些藏书楼虽然保存了稀缺的书籍和知识,但它们也成为书籍和知识的黑洞,类似地主老财在地窖埋藏金银,其对公众阅读和社会启蒙并没有多大影响。
藏书楼是家族化的典型产物,正如图书馆是社会化的结果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中国传统中只有家族,没有社会。历代皇家藏书楼号称“天子讲读之所”,阁门高悬圣谕“机密重地,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,违者治罪不饶”,而私人藏书楼同样戒备森严,如齐国陆战队于宁波掠取图书的天一阁就规定,“外姓人不得入阁”,更何论借人观看。
书籍不是用来储存的,而是用来借阅的。公共性,是现代图书馆的最大特征,它不仅保持了传统图书馆的储存功能,更加偏重于知识的传播。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以阅读为中心功能,从而跳出了传统的知识特权和垄断,实现了书籍和知识的社会化和民主化。
在齐国,汉洲本土和数个海外领地,囿于条件有限,目前只在建业城修建了文渊阁这座唯一的国家图书馆。但在各地府县城镇,许多中小学堂中却是建立不少小型图书室,藏书从数百卷(册)到万余卷(册)不等,除了供学堂里的老师和在读的学生阅读参考外,亦对普通民众开放,以此来促进了民智的提升。
不论是古代的中国,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,人们读书普遍讲究“精度”,皓首穷经是读书人惯常的态度和做法。但是,相对而言,“博读”却更能启发民智,广博的知识和通达的见闻,会使读书人更自由、独立,甚至由此得到某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启蒙。
启蒙与阅读都必须经由个人独立完成,因此社会的某种启蒙运动,其实也是一种阅读运动,一种解放思想的运动。不论是欧洲的先知,还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或者哲学家,他们灿若群星,以笔为剑,以书为刀,为近代(或现代)文明开光,为无数民众觉醒而启蒙。
齐天作为一个来自未来的灵魂,要努力将陷入黑暗中的华夏民族重新带到光明的世界,为华夏民族继续保持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,深知启蒙民众,引导国民意识,建立民族概念,树立近代国家雏形,是一件多么艰巨而又非常有必要的事项。
启蒙,是对人的文明驯化,是关于现代和民族的精神操练;没有启蒙,就永远不能从精神上进入近代(或现代),更不会有民族和国家的进步。一个未经启蒙的国家和民族,即使物质上实现了近代化,其精神也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纪(或愚昧时代)。
不过,在齐国境内,所有的文化,所有的思潮并非都可以不受限制的传播和扩散。在内阁政府部门中有一个不太起眼的机构--民调处。这个部门除了有反谍功用外,国内任何言论和书籍出版也都会受到它的审查和监督。但凡有反对国王、反对内阁、反对齐国政权统治的合法性,以及有煽动暴力反抗的言论和书籍,都是被严厉禁止的,甚至会被逮捕和审判。
自古以来,权力与知识就是对立的,权力是野蛮的垄断的封闭的,知识则是文明的分散的开放的;权力来自暴力,但权力的合法性却来自知识。“人民一思考,皇帝就紧张”。思想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,早在印刷书诞生之前,就已经有了图书审查;文字与“文字狱”的历史一直难分彼此。
齐国虽然没有秦皇的“废先王之道,焚百家之言,以愚黔首”的焚书坑儒之暴行,也没有我大清“避席畏闻文字狱,著书都为稻梁谋”的滥造文字狱,更不曾有“清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,而古书亡”的恶劣行径,但多多少少会对民间舆论进行把控,积极主动地掌握“主流意识”的宣传。
“此乃邸报?”黄宗羲从方以智手里接过一份报纸,好奇地打开。
“这是我齐国文教部主持发行的《大公报》。”方以智解释道:“此报,每旬发布一期,传诸于汉洲本土和各海外领地。其中,主要刊印境内外各类重大时事,以及本土和海外领地最新发展情况,甚至还有不少普通民生琐碎小事。如此,使得国中百姓对天下大事,都能有初步了解和获悉。”
“《大公报》?”黄宗羲看到这份四开的报纸题头几个大字下面有一行小字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,是为大公。”
报纸上的内容主要刊登了最新境内外的消息,有齐国内阁政府颁布的《民法通典》下发全国,有桂州(今澳洲珀斯市)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再创新高,也有海外领地吕宋发生的土人战争,更有来自大明的消息,去年八月,孙可望、李定国分别在滁州、高邮遭到清军骑兵的机动打击,双双失利,不得不退回长江南岸;报纸的末版上面,甚至还有来自西洋的部分消息,如有关英荷大战的消息,奥斯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纷争……
“这报纸,虽然只有寥寥几页,数万言,但却涵盖了众多海内外大事,让人读罢,不免为之眼界大开呀!”黄宗羲草草浏览了几页报纸,然后不动声色地将其折叠成卷条状,塞入袍袖,准备有暇时细细研读。
“然也!”方以智点头说道:“国事,家事,天下事,事事关心。东林先生(东林党领袖顾宪成,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)当年所倡之事,可尽显于此报刊之中。我齐国民众通过报刊,不仅可尽早获悉政府的施政行为和政策动向,更能了解境内外发生之大事,开拓我民众视野,启发民间之智。”
其实,齐国刊印报纸的最大目的,是作为宣传工具和政府的喉舌,掌握民间舆论,可以说是为齐王为首的统治阶级利益集团服务的。至于,传播知识和文化,了解世界时事动态,第一时间让民众知道各地发生的新鲜事,那都是报纸带来的附属功能。
“想不到齐国偏居南方荒僻大陆,在筚路蓝缕建设中,且又与土蛮西夷相争之余,竟如此看重文治,启发民众。”黄宗羲透过琉璃窗,看着远处苍翠的山岭,心潮起伏,“齐国如此大兴数十年,必然能傲立南洋,雄起于碧波万里之上。”
“太冲先生,我家大王对你神交已久,想择日与你一晤。”方以智看着黄宗羲,眼中略带复杂的神色,“大王对先生所倡天下之法、工商皆本,以及公其非是于学校等几项主张甚为赞同。你来汉洲时日尚短,恐还未了解,先生所言学校之念,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,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,皆与我齐国兴办的各级学堂之理念,极为契合。想来,觐见我家大王后,太冲先生于汉洲境内所感所惑之解,将大有裨益。”
“觐见齐王,本是我大明使者所任。”黄宗羲郑重地说道:“今日,得密之先生所言,更是恨不能立时拜见。齐王,真乃非常之人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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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左副都御史、访齐使团副使黄宗羲站在大殿门口,看到里面一排排书架上布满藏书,震惊得无以复加。
当他随着齐国文教部社科司郎中方以智来到文渊阁时,初时颇不以为然。这片建筑群看着是巍峨壮观,而且外墙窗户均采用了极其珍贵的透明琉璃,在远处青山掩映下,显得异常大气磅礴。
若是论建筑规模,不说南京城中文渊阁是远远不如,就是昔日北京皇城中的皇史宬,那也是无法与其相提并论。但黄宗羲对此并未流露出太多的羡慕神情,齐国偏居极南大陆,虽然占地幅员辽阔,船坚炮利,武力强悍,但民不过数十万,建国也未及二十年,想必国中文风不昌,知识凋敝。因而,为了彰显其小国内蕴,才会劳民伤财,建起这片雄伟壮观(华而不实)的文渊阁建筑群。
在一楼的观阅大厅里,三三两两分布着数十人,端坐于窗前,捧着一本本书册,认真的阅读着,不时地还会拿出纸笔,不断的誊写抄录,倒是有几分书香气息。
待登上二楼,推开一间间藏书大厅,黄宗羲立即对“汗牛充栋”、“浩如烟海”这两个成语有了新的定义。
书,很多的书,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书海!
走在一排排书架中间,伸手轻轻地佛动一册册书卷,他瞬间感到了自己的无限渺小,更是对自己曾自诩博学多识而感到无地自容。
这得有多少册书籍呀!
“目前馆内有各类藏书约一百三十余万册。”方以智自豪地说道:“而且随着每年移民船队的返回,各类藏书仍旧在不断的增加。”
“百万余册!”黄宗羲不由惊呼道:“这文渊阁竟然能藏书如此之巨!”
“整个文渊阁,主要由三栋主体建筑构成,大概有四万余平方米……”
“四万余平方米?平方米是何物?是描述建筑物大小的概念吗?”
“平方米?哦,这个是描述事物表面大小的单位,类似于描述田地的一亩,一顷等大小概念。此乃我齐国创立(米的单位由1791年法国创立),大概是长度和宽度均为三尺多的方寸大小。至于一米这个单位,荣我稍后再与太冲(黄宗羲字)先生解释。……另外,此馆内藏书,除部分珍贵典籍和涉密图书外,均向国中民众无偿开放。”
“此大善!”黄宗羲由衷地赞道:“适才于一楼大厅所观,发现有不少学者、士子持纸笔誊写抄录,此行径亦未不禁?”
“凡无涉密图书,均可自由誊写抄录。”方以智微笑着说道:“若是经馆内主持允许,部分图书甚至可以借阅至家中,详加参阅。”
“此举,可谓是我辈文人之善事。”黄宗羲不由叹道:“想我大明境内,有藏书者不知凡几,却未曾如你齐国这般,可供大众无偿观阅借读。”
“是呀,不满太冲先生,当年我刚至汉洲本土,在见到文渊阁中如此之多书册,几欲疯魔,曾连续数月流连于此,不寝不食,终日翻阅各类典藏文籍。想来,甚为可笑呀!”方以智笑着捋了捋颌下短须。
“哈哈……,密之先生(方以智字),此馆内如此之多藏书,某,也欲行此为呀!”黄宗羲抚摸着书架上的书籍,大笑不止。
人类之所以能够走出蒙昧,并不是某个特殊人物在暴力和阴谋上多么惊天地泣鬼神。在很大程度上,是因为智慧和知识的积累,或者说是书籍的力量。客观地说,知识总量必须达到一定程度,才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力量。对一个人来说,一本书或许就足以使其“知识渊博”,但对一个社会来说,仅有一本书是明显不够的。当很多书被集中在一起,就有了图书馆。实际上,类似《永乐大典》、《百科全书》这样的多卷本巨著,本身就是一座图书馆。
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书籍这种特殊的“手工艺品”因为其昂贵,一般个人几乎无法拥有,所以,大多数书籍都被保存在图书馆里。因为忌灯火,在昏暗阴冷的图书馆看书,绝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。
西方早期的图书和经卷一般都被收藏于修道院,但数量很少,也就几本书而已。直到大学的出现以后,欧洲才出现了面向世俗的图书馆,而这些图书馆的书籍也少得可怜。在13世纪中期,巴黎索邦神学院在当时是拥有欧洲最多的藏书,也仅仅超过一千册(卷)。为了防止珍贵的羊皮书被盗,这些书都用铁链拴着。
与欧洲相比,中国的书籍和图书馆有一段可谓辉煌的历史。在官方,有西周的盟府,两汉的石渠阁、东观和兰台,隋朝的观文殿,宋朝的崇文院,明代的文渊阁等。唐以降,书院兴起,无书不成书院,极大地推动了藏书风气的兴盛。
在大明时期,“郡县皆立学”,几乎每个官办学校都有“尊经阁”,15世纪中期,松江府学号称藏书万卷,而同一时期,剑桥大学图书馆只有122本图书,这在当时英国已算是很多了。
其实,中国历代的图书馆其实就是藏书馆,这从老子时代就已经如此。印刷术出现之后,书籍实现了商品化,从官方到民间,藏书之风弥漫。
不过,这些不论是皇家藏书楼,还是私人藏书楼,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其核心是“藏”,藏的目的,一是传与后代,二是保值增值,并不与阅读有多少直接关系。很多书只要进了藏书楼,就被束之高阁,与读者隔绝。书,只是一种秘不示人的古玩、古董和艺术品,而不是一种读物。
这些藏书楼虽然保存了稀缺的书籍和知识,但它们也成为书籍和知识的黑洞,类似地主老财在地窖埋藏金银,其对公众阅读和社会启蒙并没有多大影响。
藏书楼是家族化的典型产物,正如图书馆是社会化的结果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中国传统中只有家族,没有社会。历代皇家藏书楼号称“天子讲读之所”,阁门高悬圣谕“机密重地,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,违者治罪不饶”,而私人藏书楼同样戒备森严,如齐国陆战队于宁波掠取图书的天一阁就规定,“外姓人不得入阁”,更何论借人观看。
书籍不是用来储存的,而是用来借阅的。公共性,是现代图书馆的最大特征,它不仅保持了传统图书馆的储存功能,更加偏重于知识的传播。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以阅读为中心功能,从而跳出了传统的知识特权和垄断,实现了书籍和知识的社会化和民主化。
在齐国,汉洲本土和数个海外领地,囿于条件有限,目前只在建业城修建了文渊阁这座唯一的国家图书馆。但在各地府县城镇,许多中小学堂中却是建立不少小型图书室,藏书从数百卷(册)到万余卷(册)不等,除了供学堂里的老师和在读的学生阅读参考外,亦对普通民众开放,以此来促进了民智的提升。
不论是古代的中国,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,人们读书普遍讲究“精度”,皓首穷经是读书人惯常的态度和做法。但是,相对而言,“博读”却更能启发民智,广博的知识和通达的见闻,会使读书人更自由、独立,甚至由此得到某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启蒙。
启蒙与阅读都必须经由个人独立完成,因此社会的某种启蒙运动,其实也是一种阅读运动,一种解放思想的运动。不论是欧洲的先知,还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或者哲学家,他们灿若群星,以笔为剑,以书为刀,为近代(或现代)文明开光,为无数民众觉醒而启蒙。
齐天作为一个来自未来的灵魂,要努力将陷入黑暗中的华夏民族重新带到光明的世界,为华夏民族继续保持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,深知启蒙民众,引导国民意识,建立民族概念,树立近代国家雏形,是一件多么艰巨而又非常有必要的事项。
启蒙,是对人的文明驯化,是关于现代和民族的精神操练;没有启蒙,就永远不能从精神上进入近代(或现代),更不会有民族和国家的进步。一个未经启蒙的国家和民族,即使物质上实现了近代化,其精神也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纪(或愚昧时代)。
不过,在齐国境内,所有的文化,所有的思潮并非都可以不受限制的传播和扩散。在内阁政府部门中有一个不太起眼的机构--民调处。这个部门除了有反谍功用外,国内任何言论和书籍出版也都会受到它的审查和监督。但凡有反对国王、反对内阁、反对齐国政权统治的合法性,以及有煽动暴力反抗的言论和书籍,都是被严厉禁止的,甚至会被逮捕和审判。
自古以来,权力与知识就是对立的,权力是野蛮的垄断的封闭的,知识则是文明的分散的开放的;权力来自暴力,但权力的合法性却来自知识。“人民一思考,皇帝就紧张”。思想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,早在印刷书诞生之前,就已经有了图书审查;文字与“文字狱”的历史一直难分彼此。
齐国虽然没有秦皇的“废先王之道,焚百家之言,以愚黔首”的焚书坑儒之暴行,也没有我大清“避席畏闻文字狱,著书都为稻梁谋”的滥造文字狱,更不曾有“清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,而古书亡”的恶劣行径,但多多少少会对民间舆论进行把控,积极主动地掌握“主流意识”的宣传。
“此乃邸报?”黄宗羲从方以智手里接过一份报纸,好奇地打开。
“这是我齐国文教部主持发行的《大公报》。”方以智解释道:“此报,每旬发布一期,传诸于汉洲本土和各海外领地。其中,主要刊印境内外各类重大时事,以及本土和海外领地最新发展情况,甚至还有不少普通民生琐碎小事。如此,使得国中百姓对天下大事,都能有初步了解和获悉。”
“《大公报》?”黄宗羲看到这份四开的报纸题头几个大字下面有一行小字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,是为大公。”
报纸上的内容主要刊登了最新境内外的消息,有齐国内阁政府颁布的《民法通典》下发全国,有桂州(今澳洲珀斯市)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再创新高,也有海外领地吕宋发生的土人战争,更有来自大明的消息,去年八月,孙可望、李定国分别在滁州、高邮遭到清军骑兵的机动打击,双双失利,不得不退回长江南岸;报纸的末版上面,甚至还有来自西洋的部分消息,如有关英荷大战的消息,奥斯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纷争……
“这报纸,虽然只有寥寥几页,数万言,但却涵盖了众多海内外大事,让人读罢,不免为之眼界大开呀!”黄宗羲草草浏览了几页报纸,然后不动声色地将其折叠成卷条状,塞入袍袖,准备有暇时细细研读。
“然也!”方以智点头说道:“国事,家事,天下事,事事关心。东林先生(东林党领袖顾宪成,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)当年所倡之事,可尽显于此报刊之中。我齐国民众通过报刊,不仅可尽早获悉政府的施政行为和政策动向,更能了解境内外发生之大事,开拓我民众视野,启发民间之智。”
其实,齐国刊印报纸的最大目的,是作为宣传工具和政府的喉舌,掌握民间舆论,可以说是为齐王为首的统治阶级利益集团服务的。至于,传播知识和文化,了解世界时事动态,第一时间让民众知道各地发生的新鲜事,那都是报纸带来的附属功能。
“想不到齐国偏居南方荒僻大陆,在筚路蓝缕建设中,且又与土蛮西夷相争之余,竟如此看重文治,启发民众。”黄宗羲透过琉璃窗,看着远处苍翠的山岭,心潮起伏,“齐国如此大兴数十年,必然能傲立南洋,雄起于碧波万里之上。”
“太冲先生,我家大王对你神交已久,想择日与你一晤。”方以智看着黄宗羲,眼中略带复杂的神色,“大王对先生所倡天下之法、工商皆本,以及公其非是于学校等几项主张甚为赞同。你来汉洲时日尚短,恐还未了解,先生所言学校之念,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,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,皆与我齐国兴办的各级学堂之理念,极为契合。想来,觐见我家大王后,太冲先生于汉洲境内所感所惑之解,将大有裨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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