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八六章 机制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,人类从早期的愚昧落后的原始文明,逐渐过渡到农耕文明,以后也会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,部分国家会迈入工业文明,继而掀起了波澜壮阔而又血腥残酷的殖民扩张运动,对那些仍旧处于农耕文明的国家和地区,进行的疯狂的掠夺和压制,同时也为自身的工业发展积累了充足的资本,开拓出广阔的市场。
在传统农耕时代,创新的动机很少。国家的政府和贵族地主阶级垄断着他们社会的许多资源,因此,他们往往更喜欢传统的行事方式,而不是新奇的方法。后者不太可能奏效,甚至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。一般而言,商人和工匠也是比较保守的,在一个没有专利法保护的时代,努力从事发明创造的人通常发现,他们自己的创新马上就会被他人模仿,或者受到强大的手工行会的压制。在这种环境下,投资新技术是没什么价值的。
农业时代技术变化的缓慢节奏本身就阻碍了创新,因为这意味着,投资者根本不可能在有生之年获得任何回报。对一些工坊场主或者贵族地主阶级来说,与其辛辛苦苦寻找更有效的贸易途径,不如用武力或律法手段来维护对丝绸或者宝石之类商品的垄断权。对一个国家政府来说,以夺取邻国财富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似乎合情合理。在一个没有后世那种研究机构和竞争公司的社会,战争的风险(尽管存在风险)通常要小于向不确定的技术进行投资,因为这种投资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好几个世纪才能产生利润。
当然,农人的耕作也妨碍了创新。大多数食物、燃料和纺织品来自小农户,他们使用的技术很传统,也没有什么途径获得资金或技术。在这个时期,绝大多数的人居住在农村,远离城市的知识中心,与市场和新技术的联系很少。
农人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绝大多数,也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,他们的生产力很低,因此,农耕文明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必然也是低下的。农户低下的生产力也限制了城镇和城市的规模,因为一般而言,在农业时代大部分时间里,大约9个农民才能供养一个城镇人员。这意味着城市人口通常只占总人口的10%。除了中国以外,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的城市人口规模最多也就是三五万到十万左右。
不过,即使在农耕文明中,至少也存在某种创新的区域所在,那就是存在竞争市场的地方。而有竞争的地方,效率就显得很重要,因为通常而言,工作最出色、价格最低廉的商人和工匠,最有可能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找到买家。
汉洲若是想直接从农耕文明跨越到工业文明,继而跻身强国行列,那必须要在汉洲民众当中大力培育和发展工业文明基因。
除了鼓励普通民众进行各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发明,还要尽可能的扩大平民教育,使更多的人能学习到基本的文化知识,以提升汉洲的国民素质。齐天曾经野心勃勃的想通过全国性的扫盲运动,将汉洲不多的人口识字率提高到30%--40%。但经过五六年的发展,他就被无情的现实打了脸。
要知道,后世新中国刚解放的时候,国人识字率大概在10~20%左右。然后以此为基础,将识字率提高到66%,就花了28年。这个数据还是基于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。
而汉洲,不说没有足够多的读书人,即使有,那些拼命在工场和农田里做活的移民,哪有这么多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识字水平。每日的繁重的劳作,几乎都已经榨干了身体里的最后一分精力。
不过,基于能让孩子在学堂里免费吃一顿不错的午饭,再加上民政府的强力要求,大部分适龄儿童还是被自己的父母送入汉洲各地的学堂,接受基本的三年知识教育。算是为汉洲下一代提升识字率水平,稍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
“《汉洲发明创新专利法》是为了鼓励我汉洲民众勇于创新,勤于发明,努力提升工农业生产技术,并能从其中得到巨大实利。”齐天将手里的一份文书看完后,对潘其风说道:“鉴于部分民众对此尚不能全部理解,民政部和工部不妨将以前实施的重奖措施,换一个名义,改为技术专利的使用费。要让那些实施发明创新的匠人和农人切实体会到,自己一个对某项技术或者某个物件做小小的改进后,不仅会得到巨大的实际利益,而且还可以长期的对这项技术或者改进长期的持有。”
“若是有匠人或者发明创新之人想以此创办工场作坊的,工商部要积极协调汉洲大钱庄给予资助,或者可以投资入股。对于能填补我汉洲市场空白的商品生产,也可以予以两年或者三年的免税鼓励政策。”
“大统领,既然可以给某些创新发明之类的工场主或者作坊实施免税,那其他商户若是为此鸣不平,那又该如何?”潘其风说道:”要知道,很多原巴达维亚来的商人,其税收减免政策要到期了。他们许多人呼吁我们汉洲的商税能再降低一点,不说和大明的三十税一相比,就是和巴达维亚的七八分税相同也是好的。”
齐天闻言,不由定定地看着潘其风,使得对方的面部表情有些忐忑。
“你知道大明目前出现的各种问题症结所在何处吗?”齐天问道。
谷/span“连续不断的灾害,粮食歉收,建奴地袭扰,还有永远剿灭不完的流贼……”潘其风想了一下,小心地说道。
“你说的是各种问题的表象。”齐天摇摇头,叹了一口气,“大明各种问题爆发出的症结所在,是其薄弱的财政收入,使得大明国库中没有足够多的钱粮,无法应对频繁出现灾害,并对其进行及时干预和消除。”
说到底,明末国家的危机实质上是政府的财政危机,由财政危机引发军事危机,再由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,如此恶性循环,大明岂有不亡的道理?
引发财政问题的关键就是国家赋税收入长期过低,低到了威胁国家存亡、民族存亡的地步。大明以前这个问题没有暴露出来,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存在,而仅仅是因为大明还没有遇到大的挑战。
到了崇祯时期,受全球小冰河影响,大明连年自然灾害、连年战乱的情况下,以最为尖锐的形式把这一问题暴露出来。在全国受灾面积如此广大,灾民如此众多的情况下,大明可怜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应对。若想要实质上解决饥民(饥兵)作乱问题,要发饷和赈灾,只能临时增加赋税,但结果商税收不到,却摊派到了农税上,导致更多的农业破产,也自然造成了更多的饥民,更多的流民暴乱。
“潘总理,你觉得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当中,赚一两银子,是农人来的容易,还是商人来的容易?”齐天沉声说道:“农人从播种到收获,至少要经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操劳,还会遇到各种气象灾害、病虫害、农产品价格波动等风险。即使如此,农人最后所获得的收益也是极其有限的。”
“但是商人则不同,他们有着充裕的资本,有着异于常人的市场嗅觉,每月,乃至每年获得的收益要远远高于农人。甚至出于某种先发优势,在一个行业,或者在一类商品当中具有垄断地位,那所获得收益就会更多。在大明,整个国家征收的商税却是少得可怜,所有的赋税全部加诸于农民头上。这几十年来,大明天灾人祸不少,那些活不下去的农人不造反才怪了!”
“听孟侯公(毕懋康)所言,崇祯九年,整个大明朝廷一年收上来的商税只有区区三百多万两白银。但是,你可知道,郑芝龙在最近几年时间里,他每年仅凭海上贸易利润和每艘海舶令旗两千到三千金的收入,就可以岁入千万计。更令人尴尬的是,大明朝廷的市舶税竟然只有四万两白银。潘总理,你说,大明的钱都到哪里去了?”
潘其风此时有些窘迫,他在大明三十余年,只是想当然地认为,大明朝廷商税少收或者不收,是朝廷体恤百姓,优抚商贾,善待天下,是为德政。
至于政府这边的财政收入,他还真的没做过多考虑,盖因汉洲黑山金矿在不停的产出金银,而且在东部的广陵堡也发现一处小型的银矿,因而对于政府这边,似乎可以实现无限制的发行“货币”。
“我汉洲虽然多金银,但也不能无限制的向市场投放。”齐天仿佛看出了潘其风的心思,笑着说道:“否则,我汉洲物价腾贵,以后外来商品必然大量冲击汉洲市场,不利用我们汉洲本土各类工坊发展。目前汉洲收取各类商税,看着税率要比大明要高出许多,甚至比荷兰人的巴达维亚还要高出一点,但我们除此之外,再无其他摊派,实际税率并不高。”
“另外,我汉洲《物权保护法》明确规定,私有财产不受任何侵犯。即使汉洲政府,也不得无端剥夺私人财产,如此明文规定,恐怕在大明,甚至欧洲国家都未曾有过的举动。”
中国历代王朝是没有私人财产权,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,社会的一切都是属于皇帝,不仅没有私有财产权,而且人的生命也都在皇帝手中。而欧洲国家关于私人财产的保护,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》中,才正式确立。
奠定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,继而推动和提升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,除了投资建设更多的工场作坊,挖掘更多的矿石原料,汉洲需要做的另一个重要工作,就是建立一个切实有效能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环境,政府的鼓励,法制的维护,有一定基础的民众教育,最后就是不断扩展的市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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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传统农耕时代,创新的动机很少。国家的政府和贵族地主阶级垄断着他们社会的许多资源,因此,他们往往更喜欢传统的行事方式,而不是新奇的方法。后者不太可能奏效,甚至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。一般而言,商人和工匠也是比较保守的,在一个没有专利法保护的时代,努力从事发明创造的人通常发现,他们自己的创新马上就会被他人模仿,或者受到强大的手工行会的压制。在这种环境下,投资新技术是没什么价值的。
农业时代技术变化的缓慢节奏本身就阻碍了创新,因为这意味着,投资者根本不可能在有生之年获得任何回报。对一些工坊场主或者贵族地主阶级来说,与其辛辛苦苦寻找更有效的贸易途径,不如用武力或律法手段来维护对丝绸或者宝石之类商品的垄断权。对一个国家政府来说,以夺取邻国财富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似乎合情合理。在一个没有后世那种研究机构和竞争公司的社会,战争的风险(尽管存在风险)通常要小于向不确定的技术进行投资,因为这种投资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好几个世纪才能产生利润。
当然,农人的耕作也妨碍了创新。大多数食物、燃料和纺织品来自小农户,他们使用的技术很传统,也没有什么途径获得资金或技术。在这个时期,绝大多数的人居住在农村,远离城市的知识中心,与市场和新技术的联系很少。
农人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绝大多数,也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,他们的生产力很低,因此,农耕文明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必然也是低下的。农户低下的生产力也限制了城镇和城市的规模,因为一般而言,在农业时代大部分时间里,大约9个农民才能供养一个城镇人员。这意味着城市人口通常只占总人口的10%。除了中国以外,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的城市人口规模最多也就是三五万到十万左右。
不过,即使在农耕文明中,至少也存在某种创新的区域所在,那就是存在竞争市场的地方。而有竞争的地方,效率就显得很重要,因为通常而言,工作最出色、价格最低廉的商人和工匠,最有可能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找到买家。
汉洲若是想直接从农耕文明跨越到工业文明,继而跻身强国行列,那必须要在汉洲民众当中大力培育和发展工业文明基因。
除了鼓励普通民众进行各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发明,还要尽可能的扩大平民教育,使更多的人能学习到基本的文化知识,以提升汉洲的国民素质。齐天曾经野心勃勃的想通过全国性的扫盲运动,将汉洲不多的人口识字率提高到30%--40%。但经过五六年的发展,他就被无情的现实打了脸。
要知道,后世新中国刚解放的时候,国人识字率大概在10~20%左右。然后以此为基础,将识字率提高到66%,就花了28年。这个数据还是基于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。
而汉洲,不说没有足够多的读书人,即使有,那些拼命在工场和农田里做活的移民,哪有这么多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识字水平。每日的繁重的劳作,几乎都已经榨干了身体里的最后一分精力。
不过,基于能让孩子在学堂里免费吃一顿不错的午饭,再加上民政府的强力要求,大部分适龄儿童还是被自己的父母送入汉洲各地的学堂,接受基本的三年知识教育。算是为汉洲下一代提升识字率水平,稍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
“《汉洲发明创新专利法》是为了鼓励我汉洲民众勇于创新,勤于发明,努力提升工农业生产技术,并能从其中得到巨大实利。”齐天将手里的一份文书看完后,对潘其风说道:“鉴于部分民众对此尚不能全部理解,民政部和工部不妨将以前实施的重奖措施,换一个名义,改为技术专利的使用费。要让那些实施发明创新的匠人和农人切实体会到,自己一个对某项技术或者某个物件做小小的改进后,不仅会得到巨大的实际利益,而且还可以长期的对这项技术或者改进长期的持有。”
“若是有匠人或者发明创新之人想以此创办工场作坊的,工商部要积极协调汉洲大钱庄给予资助,或者可以投资入股。对于能填补我汉洲市场空白的商品生产,也可以予以两年或者三年的免税鼓励政策。”
“大统领,既然可以给某些创新发明之类的工场主或者作坊实施免税,那其他商户若是为此鸣不平,那又该如何?”潘其风说道:”要知道,很多原巴达维亚来的商人,其税收减免政策要到期了。他们许多人呼吁我们汉洲的商税能再降低一点,不说和大明的三十税一相比,就是和巴达维亚的七八分税相同也是好的。”
齐天闻言,不由定定地看着潘其风,使得对方的面部表情有些忐忑。
“你知道大明目前出现的各种问题症结所在何处吗?”齐天问道。
谷/span“连续不断的灾害,粮食歉收,建奴地袭扰,还有永远剿灭不完的流贼……”潘其风想了一下,小心地说道。
“你说的是各种问题的表象。”齐天摇摇头,叹了一口气,“大明各种问题爆发出的症结所在,是其薄弱的财政收入,使得大明国库中没有足够多的钱粮,无法应对频繁出现灾害,并对其进行及时干预和消除。”
说到底,明末国家的危机实质上是政府的财政危机,由财政危机引发军事危机,再由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,如此恶性循环,大明岂有不亡的道理?
引发财政问题的关键就是国家赋税收入长期过低,低到了威胁国家存亡、民族存亡的地步。大明以前这个问题没有暴露出来,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存在,而仅仅是因为大明还没有遇到大的挑战。
到了崇祯时期,受全球小冰河影响,大明连年自然灾害、连年战乱的情况下,以最为尖锐的形式把这一问题暴露出来。在全国受灾面积如此广大,灾民如此众多的情况下,大明可怜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应对。若想要实质上解决饥民(饥兵)作乱问题,要发饷和赈灾,只能临时增加赋税,但结果商税收不到,却摊派到了农税上,导致更多的农业破产,也自然造成了更多的饥民,更多的流民暴乱。
“潘总理,你觉得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当中,赚一两银子,是农人来的容易,还是商人来的容易?”齐天沉声说道:“农人从播种到收获,至少要经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操劳,还会遇到各种气象灾害、病虫害、农产品价格波动等风险。即使如此,农人最后所获得的收益也是极其有限的。”
“但是商人则不同,他们有着充裕的资本,有着异于常人的市场嗅觉,每月,乃至每年获得的收益要远远高于农人。甚至出于某种先发优势,在一个行业,或者在一类商品当中具有垄断地位,那所获得收益就会更多。在大明,整个国家征收的商税却是少得可怜,所有的赋税全部加诸于农民头上。这几十年来,大明天灾人祸不少,那些活不下去的农人不造反才怪了!”
“听孟侯公(毕懋康)所言,崇祯九年,整个大明朝廷一年收上来的商税只有区区三百多万两白银。但是,你可知道,郑芝龙在最近几年时间里,他每年仅凭海上贸易利润和每艘海舶令旗两千到三千金的收入,就可以岁入千万计。更令人尴尬的是,大明朝廷的市舶税竟然只有四万两白银。潘总理,你说,大明的钱都到哪里去了?”
潘其风此时有些窘迫,他在大明三十余年,只是想当然地认为,大明朝廷商税少收或者不收,是朝廷体恤百姓,优抚商贾,善待天下,是为德政。
至于政府这边的财政收入,他还真的没做过多考虑,盖因汉洲黑山金矿在不停的产出金银,而且在东部的广陵堡也发现一处小型的银矿,因而对于政府这边,似乎可以实现无限制的发行“货币”。
“我汉洲虽然多金银,但也不能无限制的向市场投放。”齐天仿佛看出了潘其风的心思,笑着说道:“否则,我汉洲物价腾贵,以后外来商品必然大量冲击汉洲市场,不利用我们汉洲本土各类工坊发展。目前汉洲收取各类商税,看着税率要比大明要高出许多,甚至比荷兰人的巴达维亚还要高出一点,但我们除此之外,再无其他摊派,实际税率并不高。”
“另外,我汉洲《物权保护法》明确规定,私有财产不受任何侵犯。即使汉洲政府,也不得无端剥夺私人财产,如此明文规定,恐怕在大明,甚至欧洲国家都未曾有过的举动。”
中国历代王朝是没有私人财产权,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,社会的一切都是属于皇帝,不仅没有私有财产权,而且人的生命也都在皇帝手中。而欧洲国家关于私人财产的保护,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》中,才正式确立。
奠定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,继而推动和提升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,除了投资建设更多的工场作坊,挖掘更多的矿石原料,汉洲需要做的另一个重要工作,就是建立一个切实有效能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环境,政府的鼓励,法制的维护,有一定基础的民众教育,最后就是不断扩展的市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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