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三六章 大秦人的失落
当一个巨大的气球漂浮在空中,缓缓地从长安城经过时,引起了全城的轰动。无数的人仰着脖子,目光紧随着气球漂移的方向转动着。还有一些好事的民众,几人合租一辆马车,循着气球运动的轨迹,一路追了过去。
“气球下的吊篮里有人!”
终于有人发现了气球吊篮中载运的乘客,里面有两个脑袋时不时的探出,或者观察着周边的地形地貌,或者热情地向地下的人群挥手致意。
城市里人们欢呼声更加热烈,无数的手臂不停地挥动着,向这两名去征服天空的勇士致敬。
“这要是摔下来,岂不是将人摔成了八瓣!”大秦郑王孙征寰看到那高空气球逐渐远去后,脸上震惊的神情,久久没有平复,“这齐国人怎么如此胆大,竟然敢以神仙之法,登上了天庭?”
“殿下,这不是什么神仙之法。”前来迎接孙征寰的文渊阁大学士、鸿胪寺卿岳敬修摇头说道:“数月前,这个能漂浮于天上的气球就曾出现在长安城的上空,此乃齐国人制造的一种飞天工具。”
年初抵达的访齐专使团,在完成相应的外交使命后,大部分成员已经于六月初,搭乘齐国商船返回南京,向承德帝复命。而副使岳敬修却因为要代表大秦,恭祝齐国皇帝陛下六十圣诞,便留了下来。
却没想到,承德帝和内阁诸臣会如此重视齐国皇帝的六十圣诞庆典,还专门派了陛下的兄弟郑王孙征寰为特使,携带大量礼品,来到汉洲本土,以为齐国皇帝祝寿。
想想也是,这数十年里,秦(明)齐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,而且,今年刚刚又从齐国手里借贷了三百万汉洲银元,以缓解窘困的朝廷财政,加上此前的几笔借款,我大秦已然欠了齐国差不多一千万了,妥妥的大秦金主。
另外,我大秦的当今皇后乃是齐国皇帝的女儿,这么算起来,承德帝就是齐皇的女婿。派个使团,带些礼品,给老丈人祝寿,也是理所应当的事。
作为大秦的内阁僚臣,岳敬修在齐国留居的大半年时间里,在齐国鸿胪寺官员陪同下,除了西南桂州(今澳洲珀斯)地区和西部临海(今澳洲黑德兰港)地区未曾到访外,已经乘坐火车,陆续参观考察了齐国东南沿海和南方地区数十个府县城镇。
曾以为,齐国富庶,经济发达,可能只局限于北方的建业、东北的威海(今澳洲凯恩斯市),以及首都附近的大兴(今布里斯班市)等寥寥数个地区。然而,当他乘坐火车,由大兴一路南下,途径的永昌(今黄金海岸)、郢州(今纽卡斯尔市)、临淄(今悉尼市)、复州(今伍伦贡市,或称卧龙岗)、南都(今墨尔本)、江陵(今澳洲南部吉朗市)、南安(今阿德莱德市)等主要城市时,无不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,一排排卧立的厂房,数不清的高炉烟囱,一座座正在开采的矿山,还有乡村无尽的良田,牧场中遍布的牛羊,以及沿途设施优良的道路和交通,富足安详的民众生活……,种种景象,强烈地冲击了他的视觉和内心世界。
仅从表象来看,我天朝上国,已远不如齐国矣!
在过去的数千年间,神州大陆的中原王朝,几乎一直都是地球上最为富裕发达的地方,这完全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农业基础和灿烂的文化,以及遥遥领先世界的手工业制造。
因为土壤和气候的差异,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是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三到五倍。广泛的水稻和小麦种植,先进的农耕水平,领先世界千年的“做屎”技术,使得中国能产出更多的粮食,繁衍出更多的人口,从而导致较低的人力成本。
欧洲及其他地区则恰好相反,较高的人力成本成为一种劣势。因此,在相当长的时间内,中国一直是执世界经济之牛耳。
直到16世纪中叶,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仍旧更富有革新精神,也先进得多,甚至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真神教世界。对古代中国与当今世界大部分发明和创造进行粗略比对和统计,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,无数的基本发明创造,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源于中国。
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,中国商品对贫穷的欧洲人来说,是那么的可望而不可及。哥伦布之后,美洲大量的白银才为欧洲提供了中国唯一可接受的交换物,中国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商品出口地。
在冶铁、造纸、采煤、盐业、丝绸、纺织、瓷器、印刷和建筑等各方面,17世纪初的大明王朝都还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,工业产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。景德镇掌控了全球瓷器市场,不仅仅因为产品精良,也因为其生产规模与组织先进。可以说,它代表了齐国蒸汽机带动的机器年代来到之前,世界手工艺产业的最高峰,大规模集中制造生产的最壮盛的成就。
在同一时期的英国手工工场业主只有几万英镑的资产,但大明的民间“资本家”可以调动多达几百万的银子进行投资和生产。
更能表现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的冶铁业方面,在大明永乐年间,铁产量就超过了16万吨,这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铁产量总和还要多(欧洲铁产量在18世纪初才将将达到16万吨)。
粗略估计,在大明时期,中国大约生产了世界30%-35%左右的制造品,印度和欧洲各占20%,中国和印度占有世界一半以上的财富。
事实上,从初立的大明到如今的大秦,神州大陆并不是没有变化,也不是没有发展,只是这种变化和发展仍然没有跳出农业——家庭——手工时代。而同一时期,不说狂飙突进的齐国,就是欧洲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从农业——手工时代跨入了工业--初级工厂时代。
目前,大秦的官办工场也好,民营工场也罢,尽管仍然保持了相当的规模,如织造业、陶瓷业、钱币制造、造船,以及火器制造,工场人数规模从数百到上千不等。但以齐国人的眼光来看,大秦的制造水平极其原始,生产所用的机器很少,或者几乎没有,工具也多以竹木为主--当然,部分工场也进口了一些齐国五金工具,大部分都在用简陋的牛筋、羊肠、麻绳捆扎联接,动力全靠人力(少部分有水力),连畜力都不多。
齐国的众多陶瓷厂和景泰蓝工厂,早已经采用钟表和温度计,而景德镇仍在使用焚香计时和试片测温。
昔日的天朝上国,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最富裕,也是一个最肥沃,耕耘最得法,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。可是,在与飞速发展的齐国相比较,就显得它长久以来似乎已处于停滞状态,国力反而被齐国迅速赶超。
一个叫戴梓的年轻工部员外郎在考察期间,曾对岳敬修进言,造成秦齐之巨大差异,盖莫于科举和教育的本质,以及社会的氛围。他认为,大秦如今的教育体系,造就了相对的稳定和极高造诣的文学艺术,却不能产生齐国这种科学精神和创新源泉。
“所习非所用,所用非所习”,权力和学术上的专制,是对大秦科学技术的最大“摧残”。在一个权力社会,做官成为所有人的梦想,而科举考试是唯一的道路。
整个大秦社会,文化层面上明显是重艺术而轻技术,甚至将技术也变成艺术。在齐国,精巧的钟表是技术的典范,到了大秦,则成为艺术品,给它镶金带银,极尽装饰。玻璃,在齐国的应用以放大镜、显微镜和望远镜为最,当然,也用于装饰民宅,可在大秦,一些灵巧的工匠,却将琉璃加工成奢华的鼻烟壶或者名贵的雕饰。
在儒家文化下,发明和科学本身并不会带来财富、声望和权力。而且,在思想上,大秦的读书人也缺乏必要的实证逻辑和研究定力。
早在春秋时期,《墨经》中就有了有穷、无穷、无限小(最小无内)、无穷大(最大无外)的定义和极限、瞬时等概念。魏晋时期,刘徽首创的割圆术求圆面积和方锥体积,求得圆周率,他的极限思想和无穷小方法,是当时极限思想的深刻体现,更属世界首创。
而前宋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也独创了“隙积术”、“会圆术”和“棋局都数术”,开创了对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研究。
特别是到了前明时期,数学发展水平达到了的高峰,出现了“垛积术”、“招差术”、“天元术”、“四元术”、勾股数学、弧矢割圆术、组合数学、计算技术改革和珠算等杰出成果,已经接近微积分的大门。但最后,却让齐国学者,通过对上述数学成果予以系统总结和延伸突破,不到数年时间,便开创了微积分学,然后洋洋得意地向到访的大秦学者炫耀。
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大秦社会,还隐有一种老庄思想,信奉“人多利器,国家滋昏;人多技巧,奇物滋起;法令滋彰,盗贼多有”。
甚至,还有咄咄奇论,“古之善为道者,非以明民,将以愚之。民之难治,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国,国之贼;不以智治国,国之福”。
人家齐国在四十年前初立,羽翼未丰时,便大力开启民智,实施全面义务教育,以使民众通晓文理,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和明辨是非之智,也未见齐国“民之难治”、陷入“国之贼”境地?
荀子所著《礼论》中提及,“人生而有欲;欲而不得,则不能无求;求而无度量分界,则不能不争;争则乱,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,故制礼义以分之,以养人之欲、给人之求,使欲必不穷乎物,物必不屈于欲,两者相持而长,是礼之所起也”。
可是,在考察和探究齐国发展历程后,却愕然地发现,他们何曾遵循《礼论》之言?
在齐国,仿佛所有的人,所有的事物都是反其道而行,极力践行“人惟求旧,器非求旧,惟新”。对任何能促进发展力的器物和方法,都在孜孜不怠地追求。
戴梓最后还给出了一个论断,我大秦之所以落后于齐国,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动机,而非缺乏能力,这是受限于社会总体环境,而并非由于我大秦子民天生才智弱于齐国人。
这齐国人,曾经都是一些什么人呀?那都是从我大秦(大明)逃难过去的饥民、难民!
我大秦要改革,要开启民智,要发展器物,更要全民崇尚科学。
“机器大行,则农工失业必重,然朝廷又将如何予以安置?”岳敬修沉默良久,喟然一叹,“我大秦自强之道,与齐国异也。齐国以商务为国本,我大秦以民生为国本;齐国之自强在器物与经商,我大秦之自强在爱民。齐国民数少,故用机器,而犹招揽我秦人以补人力之不足;大秦民数繁,故不轻言以用机器,穷民犹以谋生无路而多出洋之人。”
“天下初定,则生齿日众,事事仰给人力,尚多游手坐食之人,再以机器导其惰,聚此数十百万游民懒妇,何术以资其生乎?四民之中,农居大半,男耕女织,各职其业,治安之本,不外乎此。倘若,机器渐行,则失业者渐众,胥天下为游民,其害不胜言矣!”
当陪同的一名齐国官员听到戴梓提及能否在秦国仿齐国模式,殖兴机器,大力发展工商业,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时,却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,轻轻地回了一句:“你们的政治土壤,不太适合我齐国模式。”
戴梓闻言,愕然良久,随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,每个人都是“利益最大化”的“经济人”,秦国人也不能免俗。
司马迁曾曰过:“用贫求富,农不如工,工不如商,刺绣文不如倚市门。”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,金钱权力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威胁,因此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极力打压商人势力,重农而抑商,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,以“均贫”削减贫富差距。“予之在君,夺之在君,贫之在君,富之在君。故民之戴上如日月,亲君若父母”,“利出于一孔者,其国无敌”。
观大秦治政,也未能脱离历朝历代之框架,对工商多少都存在打压和抑制之举。因为,商业毕竟是自由的产物,我天朝上国似乎自古便缺乏自由的土壤。
数千年的发展历程,商人从来就不是社会的主流人群,每一个工商业者都必须面对“一个时刻都可能被官吏借口执行律法而强加掠夺”的王朝。强大的集权王朝管制和阻碍了商业统治集团的创立,在这种情势下,似乎只有下层商业,市镇店铺和集场能有效作业。
像齐国这般“支持现代工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”,首先即与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相反,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。
另外,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,大陆王朝的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是“产权不清晰”、“信息不对称”和“激励不相容”。当官吏们作威作福到无视律法,以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,所有人都在提心吊胆,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。
如果王朝专制,君主暴虐,官场腐败,人们的财产随时都有受侵害的危险,那么,人们往往把资财的大部分藏匿起来,乡间地主和市间商贾的秘密地窖中积存的一个个巨大的银冬瓜,无不是对此最为直接的反应。
权力,历来就是专制社会中最主流的法则。在这种权力为主导的社会中,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产权制度,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,人们更关注财富分配,而不是财富的创造。“学而优则仕”,只要进人官僚体系,就可以抢占他人的财富,这实际是激励人们去走掠夺性的道路,并在财富的分配上极尽钻研,而不是自己去努力创造更多的财富。
相反,齐国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将人导向财富的创造,刺激每个人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,形成一种正向激励。
大秦之弊,在于制度之困和人心之变,非一时之革新,便能涤荡清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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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气球下的吊篮里有人!”
终于有人发现了气球吊篮中载运的乘客,里面有两个脑袋时不时的探出,或者观察着周边的地形地貌,或者热情地向地下的人群挥手致意。
城市里人们欢呼声更加热烈,无数的手臂不停地挥动着,向这两名去征服天空的勇士致敬。
“这要是摔下来,岂不是将人摔成了八瓣!”大秦郑王孙征寰看到那高空气球逐渐远去后,脸上震惊的神情,久久没有平复,“这齐国人怎么如此胆大,竟然敢以神仙之法,登上了天庭?”
“殿下,这不是什么神仙之法。”前来迎接孙征寰的文渊阁大学士、鸿胪寺卿岳敬修摇头说道:“数月前,这个能漂浮于天上的气球就曾出现在长安城的上空,此乃齐国人制造的一种飞天工具。”
年初抵达的访齐专使团,在完成相应的外交使命后,大部分成员已经于六月初,搭乘齐国商船返回南京,向承德帝复命。而副使岳敬修却因为要代表大秦,恭祝齐国皇帝陛下六十圣诞,便留了下来。
却没想到,承德帝和内阁诸臣会如此重视齐国皇帝的六十圣诞庆典,还专门派了陛下的兄弟郑王孙征寰为特使,携带大量礼品,来到汉洲本土,以为齐国皇帝祝寿。
想想也是,这数十年里,秦(明)齐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,而且,今年刚刚又从齐国手里借贷了三百万汉洲银元,以缓解窘困的朝廷财政,加上此前的几笔借款,我大秦已然欠了齐国差不多一千万了,妥妥的大秦金主。
另外,我大秦的当今皇后乃是齐国皇帝的女儿,这么算起来,承德帝就是齐皇的女婿。派个使团,带些礼品,给老丈人祝寿,也是理所应当的事。
作为大秦的内阁僚臣,岳敬修在齐国留居的大半年时间里,在齐国鸿胪寺官员陪同下,除了西南桂州(今澳洲珀斯)地区和西部临海(今澳洲黑德兰港)地区未曾到访外,已经乘坐火车,陆续参观考察了齐国东南沿海和南方地区数十个府县城镇。
曾以为,齐国富庶,经济发达,可能只局限于北方的建业、东北的威海(今澳洲凯恩斯市),以及首都附近的大兴(今布里斯班市)等寥寥数个地区。然而,当他乘坐火车,由大兴一路南下,途径的永昌(今黄金海岸)、郢州(今纽卡斯尔市)、临淄(今悉尼市)、复州(今伍伦贡市,或称卧龙岗)、南都(今墨尔本)、江陵(今澳洲南部吉朗市)、南安(今阿德莱德市)等主要城市时,无不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,一排排卧立的厂房,数不清的高炉烟囱,一座座正在开采的矿山,还有乡村无尽的良田,牧场中遍布的牛羊,以及沿途设施优良的道路和交通,富足安详的民众生活……,种种景象,强烈地冲击了他的视觉和内心世界。
仅从表象来看,我天朝上国,已远不如齐国矣!
在过去的数千年间,神州大陆的中原王朝,几乎一直都是地球上最为富裕发达的地方,这完全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农业基础和灿烂的文化,以及遥遥领先世界的手工业制造。
因为土壤和气候的差异,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是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三到五倍。广泛的水稻和小麦种植,先进的农耕水平,领先世界千年的“做屎”技术,使得中国能产出更多的粮食,繁衍出更多的人口,从而导致较低的人力成本。
欧洲及其他地区则恰好相反,较高的人力成本成为一种劣势。因此,在相当长的时间内,中国一直是执世界经济之牛耳。
直到16世纪中叶,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仍旧更富有革新精神,也先进得多,甚至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真神教世界。对古代中国与当今世界大部分发明和创造进行粗略比对和统计,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,无数的基本发明创造,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源于中国。
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,中国商品对贫穷的欧洲人来说,是那么的可望而不可及。哥伦布之后,美洲大量的白银才为欧洲提供了中国唯一可接受的交换物,中国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商品出口地。
在冶铁、造纸、采煤、盐业、丝绸、纺织、瓷器、印刷和建筑等各方面,17世纪初的大明王朝都还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,工业产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。景德镇掌控了全球瓷器市场,不仅仅因为产品精良,也因为其生产规模与组织先进。可以说,它代表了齐国蒸汽机带动的机器年代来到之前,世界手工艺产业的最高峰,大规模集中制造生产的最壮盛的成就。
在同一时期的英国手工工场业主只有几万英镑的资产,但大明的民间“资本家”可以调动多达几百万的银子进行投资和生产。
更能表现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的冶铁业方面,在大明永乐年间,铁产量就超过了16万吨,这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铁产量总和还要多(欧洲铁产量在18世纪初才将将达到16万吨)。
粗略估计,在大明时期,中国大约生产了世界30%-35%左右的制造品,印度和欧洲各占20%,中国和印度占有世界一半以上的财富。
事实上,从初立的大明到如今的大秦,神州大陆并不是没有变化,也不是没有发展,只是这种变化和发展仍然没有跳出农业——家庭——手工时代。而同一时期,不说狂飙突进的齐国,就是欧洲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从农业——手工时代跨入了工业--初级工厂时代。
目前,大秦的官办工场也好,民营工场也罢,尽管仍然保持了相当的规模,如织造业、陶瓷业、钱币制造、造船,以及火器制造,工场人数规模从数百到上千不等。但以齐国人的眼光来看,大秦的制造水平极其原始,生产所用的机器很少,或者几乎没有,工具也多以竹木为主--当然,部分工场也进口了一些齐国五金工具,大部分都在用简陋的牛筋、羊肠、麻绳捆扎联接,动力全靠人力(少部分有水力),连畜力都不多。
齐国的众多陶瓷厂和景泰蓝工厂,早已经采用钟表和温度计,而景德镇仍在使用焚香计时和试片测温。
昔日的天朝上国,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最富裕,也是一个最肥沃,耕耘最得法,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。可是,在与飞速发展的齐国相比较,就显得它长久以来似乎已处于停滞状态,国力反而被齐国迅速赶超。
一个叫戴梓的年轻工部员外郎在考察期间,曾对岳敬修进言,造成秦齐之巨大差异,盖莫于科举和教育的本质,以及社会的氛围。他认为,大秦如今的教育体系,造就了相对的稳定和极高造诣的文学艺术,却不能产生齐国这种科学精神和创新源泉。
“所习非所用,所用非所习”,权力和学术上的专制,是对大秦科学技术的最大“摧残”。在一个权力社会,做官成为所有人的梦想,而科举考试是唯一的道路。
整个大秦社会,文化层面上明显是重艺术而轻技术,甚至将技术也变成艺术。在齐国,精巧的钟表是技术的典范,到了大秦,则成为艺术品,给它镶金带银,极尽装饰。玻璃,在齐国的应用以放大镜、显微镜和望远镜为最,当然,也用于装饰民宅,可在大秦,一些灵巧的工匠,却将琉璃加工成奢华的鼻烟壶或者名贵的雕饰。
在儒家文化下,发明和科学本身并不会带来财富、声望和权力。而且,在思想上,大秦的读书人也缺乏必要的实证逻辑和研究定力。
早在春秋时期,《墨经》中就有了有穷、无穷、无限小(最小无内)、无穷大(最大无外)的定义和极限、瞬时等概念。魏晋时期,刘徽首创的割圆术求圆面积和方锥体积,求得圆周率,他的极限思想和无穷小方法,是当时极限思想的深刻体现,更属世界首创。
而前宋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也独创了“隙积术”、“会圆术”和“棋局都数术”,开创了对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研究。
特别是到了前明时期,数学发展水平达到了的高峰,出现了“垛积术”、“招差术”、“天元术”、“四元术”、勾股数学、弧矢割圆术、组合数学、计算技术改革和珠算等杰出成果,已经接近微积分的大门。但最后,却让齐国学者,通过对上述数学成果予以系统总结和延伸突破,不到数年时间,便开创了微积分学,然后洋洋得意地向到访的大秦学者炫耀。
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大秦社会,还隐有一种老庄思想,信奉“人多利器,国家滋昏;人多技巧,奇物滋起;法令滋彰,盗贼多有”。
甚至,还有咄咄奇论,“古之善为道者,非以明民,将以愚之。民之难治,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国,国之贼;不以智治国,国之福”。
人家齐国在四十年前初立,羽翼未丰时,便大力开启民智,实施全面义务教育,以使民众通晓文理,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和明辨是非之智,也未见齐国“民之难治”、陷入“国之贼”境地?
荀子所著《礼论》中提及,“人生而有欲;欲而不得,则不能无求;求而无度量分界,则不能不争;争则乱,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,故制礼义以分之,以养人之欲、给人之求,使欲必不穷乎物,物必不屈于欲,两者相持而长,是礼之所起也”。
可是,在考察和探究齐国发展历程后,却愕然地发现,他们何曾遵循《礼论》之言?
在齐国,仿佛所有的人,所有的事物都是反其道而行,极力践行“人惟求旧,器非求旧,惟新”。对任何能促进发展力的器物和方法,都在孜孜不怠地追求。
戴梓最后还给出了一个论断,我大秦之所以落后于齐国,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动机,而非缺乏能力,这是受限于社会总体环境,而并非由于我大秦子民天生才智弱于齐国人。
这齐国人,曾经都是一些什么人呀?那都是从我大秦(大明)逃难过去的饥民、难民!
我大秦要改革,要开启民智,要发展器物,更要全民崇尚科学。
“机器大行,则农工失业必重,然朝廷又将如何予以安置?”岳敬修沉默良久,喟然一叹,“我大秦自强之道,与齐国异也。齐国以商务为国本,我大秦以民生为国本;齐国之自强在器物与经商,我大秦之自强在爱民。齐国民数少,故用机器,而犹招揽我秦人以补人力之不足;大秦民数繁,故不轻言以用机器,穷民犹以谋生无路而多出洋之人。”
“天下初定,则生齿日众,事事仰给人力,尚多游手坐食之人,再以机器导其惰,聚此数十百万游民懒妇,何术以资其生乎?四民之中,农居大半,男耕女织,各职其业,治安之本,不外乎此。倘若,机器渐行,则失业者渐众,胥天下为游民,其害不胜言矣!”
当陪同的一名齐国官员听到戴梓提及能否在秦国仿齐国模式,殖兴机器,大力发展工商业,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时,却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,轻轻地回了一句:“你们的政治土壤,不太适合我齐国模式。”
戴梓闻言,愕然良久,随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,每个人都是“利益最大化”的“经济人”,秦国人也不能免俗。
司马迁曾曰过:“用贫求富,农不如工,工不如商,刺绣文不如倚市门。”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,金钱权力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威胁,因此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极力打压商人势力,重农而抑商,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,以“均贫”削减贫富差距。“予之在君,夺之在君,贫之在君,富之在君。故民之戴上如日月,亲君若父母”,“利出于一孔者,其国无敌”。
观大秦治政,也未能脱离历朝历代之框架,对工商多少都存在打压和抑制之举。因为,商业毕竟是自由的产物,我天朝上国似乎自古便缺乏自由的土壤。
数千年的发展历程,商人从来就不是社会的主流人群,每一个工商业者都必须面对“一个时刻都可能被官吏借口执行律法而强加掠夺”的王朝。强大的集权王朝管制和阻碍了商业统治集团的创立,在这种情势下,似乎只有下层商业,市镇店铺和集场能有效作业。
像齐国这般“支持现代工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”,首先即与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相反,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。
另外,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,大陆王朝的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是“产权不清晰”、“信息不对称”和“激励不相容”。当官吏们作威作福到无视律法,以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,所有人都在提心吊胆,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。
如果王朝专制,君主暴虐,官场腐败,人们的财产随时都有受侵害的危险,那么,人们往往把资财的大部分藏匿起来,乡间地主和市间商贾的秘密地窖中积存的一个个巨大的银冬瓜,无不是对此最为直接的反应。
权力,历来就是专制社会中最主流的法则。在这种权力为主导的社会中,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产权制度,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,人们更关注财富分配,而不是财富的创造。“学而优则仕”,只要进人官僚体系,就可以抢占他人的财富,这实际是激励人们去走掠夺性的道路,并在财富的分配上极尽钻研,而不是自己去努力创造更多的财富。
相反,齐国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将人导向财富的创造,刺激每个人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,形成一种正向激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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