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五三章 齐日之争
1674年3月12日,日本,江户。
从1633到1639年,日本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光先后五次发布禁止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法令(即锁国令),开启了日本长达两百年的锁国时期,这些禁令不只禁绝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进入日本,也同时禁止日本人任意出海。
当然日本与外国的贸易关系并非完全中止,但仅允许与特定对象进行,包括与荷兰人在长崎出岛进行贸易,而明人在长崎亦有贸易来往。此外对马藩与朝鲜、萨摩藩与琉球国以及松前藩与虾夷亦有贸易往来。
及至万治元年(1658年),齐国通过萨摩战争,随后也获得了与日本直接贸易的权利,但范围与荷兰、大明一样,被限制在长崎。
但就商业活动而言,德川幕府一开始并未对明人、齐人设下太多的限制。不过,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和人员出入的频繁,在宽文十年(1670年),德川幕府在长崎市内兴建了两座大约八千坪(日本面积计量单位,1坪约等于3.3057平方米)的专属聚居区,专供上述两国商人和家属居住。因为两国皆属华夏文明,故而均称之为“唐人屋敷”。
“唐人屋敷”四面用墙围起,为了顺应华人的风俗,其中还设置了天后宫,妈祖庙、观音堂和土地公庙等宗教设施。
幕府之所以这么做,除了有效地管理明国和齐国商人外,也是要防止天主教信仰通过别的渠道,渗入日本民间。幕府通过各种渠道获悉,天主教传教士在大明境内也是动作频频,结交士人,传播教义,发展信徒;齐国虽然对天主教的传播施以一定的管制和约束,但并未彻底禁绝。因此,幕府禁止一般民众与两国在日商人进行接触,只有极少数具有特殊身份的人能够例外。
同明国和齐国商人一样在长崎活动的,还有来自欧洲的荷兰人。在西、葡两国商人和传教士被赶出日本后,荷兰人便取代了他们,成为德川幕府合作的对象。之所以被选中,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于传教的兴趣不大,一心只想从事贸易,因而获得德川幕府的信任。
即便如此,日本对这群金发碧眼、长相迥异的外国人,仍然心存怀疑。由于担心荷兰人生事,早在1641年,幕府下了一道命令,要求他们从原来的贸易港平户,全数移居到长崎外海的那座人工岛屿--出岛。
在出岛上,除了通往大海的水门外,只有一个连接日本本土的出口。而且,幕府规定荷兰人必须待在里头,不能任意离开。此外,除了官员、翻译和妓女等少数人外,普通日本人皆不能任意进入出岛。
不过,荷兰人有个可以定期离开出岛的机会。按照幕府规定,荷兰人除了在长崎从事贸易外,还必须定期造访江户,为幕府提供海外情报。用后世的说法,荷兰人等于扮演了幕府的世界各地特派记者角色。
借着这个渠道,“锁国”转态下的幕府能够实时掌握外面世界的动向,特别是来自南洋和欧洲的消息。
原幕府老中阿部忠秋跪坐在软塌上,微闭着双眼,似睡非睡的模样,半响没有任何反应,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本高级经理格勒内·沃德盯着他看了半天,一度怀疑这个已经年过七十的日本老头是否在听自己的讲述,不由狐疑地看向一侧的翻译。
“……非常感谢沃德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有关欧洲的消息。”阿部忠秋睁开了眼睛,微笑着向沃德点点头,“我希望你们荷兰最终可以战胜法国,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完整。对于你们与我们日本展开的贸易往来,我们会一如既往地给予你们专属权利。如此,你们可不必太过担心。……对了,你们于南洋地区经营日久,想必对齐国是比较了解吧。可否与我说说这个国家的一些情形?”
“齐国?……你想了解齐国哪方面的事务?”沃德听到这个问题,颇为意外地看着阿部忠秋。
目前,在整个日本的对外贸易活动中,若是论市场份额的话,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当属明国,齐国次之,荷兰最少。当然,这些数据是官方的统计,还未算上齐国主导的琉球、萨摩、长州和云州等几个方向的走私贸易。加上这些非正常贸易途径,齐国对日贸易额,很有可能会稍稍超过明国的贸易总量。
按理说,对于这么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,身为幕府大将军此前最为重要的辅臣,阿部忠秋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。因而,沃德对他的问话,感到几分意外。
“说说齐国的军事力量吧。”阿部忠秋笑着说道:“这个国家若是与他国发生战争,大概可以动员多少军队?”
“呃……”沃德想了想,端起矮几上的茶杯,一口喝下,然后舔了舔嘴唇,“齐国拥有远东地区数量最多、战力最强的海上力量。据我们东印度公司估算,齐国海军的人数规模在两万四千人上下,最少装备了七十到八十艘专业战舰,嗯,也有可能会达到一百艘。其中配备四十门以上火炮的战舰大概有四十艘左右,配备76门以上火炮的战舰就有十艘。另外,他们国内还有数百艘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武装商船。若是战争规模扩大,我相信,以齐国的动员机制,这些武装商船会以最快的速度被征用为作战船只。”
“也就是说,齐国一旦与他国发生战争,他们可以出动数百艘大中型武装船只?”阿部忠秋有些动容。
“理论上是这样的。”沃德笑着说道:“但我认为,在整个远东地区,甚至在广阔的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,齐国仅凭借他们海军的战力,就足以击败任何国家和地方势力发起的海上挑战。是的,齐国有这个自信,也有这个能力。”
“……”阿部忠秋半响不语,脸上的神情变得有些凝重,“那……,那他们的陆军呢?”
“哦,相较于齐国的海军,他们的陆军规模就显得有些袖珍了。齐国的陆军人数不会超过一万,可能在七八千左右。”沃德说道:“但他们的陆军训练有素,战斗力非常高。据说,他们的火枪兵每年都会进行最少三十发弹丸以上的实弹射击训练。要知道,在我们欧洲,许多国家的士兵每年实弹射击训练标准根本没有这么高。嗯,能超过十发铅弹,就已经算是超高标准训练了。”
欧洲的火枪实弹射击训练标准,别说在17世纪比较低,就是到了19世纪初,军事技术大为进步的时代,也没有多大提高幅度。1805年前后,沙俄士兵普遍领到的铅弹是按照每人每年消耗3发子弹的标准发放,只有需要精确射击的猎兵每年才能拿到6发铅弹。
拿破仑横扫欧洲后,沙俄才一咬牙在1808年重新制定射击标准,规定“近卫团和常规团,按照前两列士兵每人每年消耗5发铅弹,第三列士兵每人每年消耗8发铅弹”的标准进行实弹训练。
而拿破仑军团的训练标准也强不到哪里去,法军平时每年也只进行6发实弹射击训练。普鲁士人更小气,一个团(人数大概在1700人左右)一年的实弹射击铅弹数量是4125发。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欧洲陆军,通常会在战前临时抱佛脚进行突击训练,把子弹训练量加大到数十发。
至于此时的日本军队,火器当然也有,但不论是从数量上,还是从技术质量上,都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,甚至还不如太阁时期(丰臣秀吉)。
要不然,发生在十六前的齐萨战争,也不至于让幕府大为震动。一个西南强藩,在齐国面前,竟然表现得如此不堪一击,从对方登陆鹿儿岛,到迫使萨摩藩投降,前后历时不到半个月,而且战损也是微乎其微。
齐国强大的炮舰,犀利的火器,一边倒的战局,都让旁观战事的幕府暗暗心惊。以至于,后来齐国再来江户交涉通商事宜时,幕府很快转变态度,非常干脆的同意了,并给予他们和明人、荷兰人同等的贸易条件。
当然,对于火器所表现出来的威力,幕府也只是稍稍“心惊”而已,倒不至于因此怕了齐国。因为,在他们看来,火器对战彷若弓箭,临阵不过三失。若是武士勇悍,付出些许伤亡,只要冲至近前,那最后还是要靠刀剑来解决彼此间的胜负。
说来可笑,幕府之所以会有这种认识,主要是日本已经承平多年,距离最近的战争还是七十多年前发生的文禄庆长之役(即万历朝鲜战争),再加上锁国日久,对于火器的应用,国内已经没有多少人熟悉了。
“哦,齐国仅有不到一万人的陆军。”当阿部忠秋听到沃德的话语后,表情稍稍有些放松。齐国之强,所凭不过是海上巨舰大炮而已。
如此,我日本倒也无须担心在本土之上遭到齐国的威胁。
阿部忠秋早在宽文六年(1666年)便从老中退任,已不再视事,逐渐澹出幕府权力中心。但去年十月,他闻知,齐国鸿胪寺少卿率团访问日本,在觐见征夷大将军德川家纲时,提出要日本在现有的长崎港之外,再增加若干通商口岸,以便更好地促进日齐两国之间贸易。
对此,德川家纲直接予以当面拒绝,并表示“锁国令”乃是幕府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原则,不容任何更改。另外,将军大人还对齐国暗中操纵的琉球、萨摩、长州和虾夷等几个方向的走私贸易,予以严厉申斥,要求齐国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未经幕府允许的贸易行为。
据说,在会商过程中,双方的态度都表现得非常激烈,氛围也是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。为了维护将军的尊严和幕府的威信,德川家纲一度向齐国人发出威胁,声言会对上述“非正规贸易行为”进行严厉的打击,届时,那些被幕府擒获的“非法贸易商人”,会被视同海盗,将被处以极刑。
幕府对齐国贸易的限制和走私行为的痛恨,盖因双方持续扩大的不对等贸易活动中,已使得日本白银外流速度骤然加快,远超二十多年前。
大量白银的输出给幕府铸造银币造成了严重的困难,而幕府铸币的困难对于国内的市场和经济秩序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。
曾几何时,日本还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产银国之一,石见、秋田、左渡等矿山出产的白银数量巨大。粗略估计,在16世纪至17世纪,日本所产白银就占了世界产量的20%,可以说,当时的日本人是坐在“金山银山”上的国家。
有了钱,自然是买买买。而在那个时期,日本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也很大,“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,如室必布席,杭之长安织也;妇女须脂粉,扇、漆诸工须金银箔,悉武林造也。他如饶之磁器,湖之丝绵,漳之纱绢,松之棉布,尤为彼国所重”。
据保守估计,从1600年到1647年间,从日本输出的白银在7000万两到一亿两之间,其中绝大部分是流向大明。
然而好景不长,到了17世纪50年代,日本国内银矿逐渐枯竭,白银存量也随之急剧减少,以至于影响到幕府对日本的统治和管理,这一点是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。
因此,从17世纪中叶开始,幕府除了继续加大“锁国令”的执行外,还开始采取严格措施控制白银的外流,宽文十一年(1671年),幕府颁布了市法-商法,并于次年正式施行。
去年一月,幕府又规定了每年输入日本的外国商品的价值,即“中国商船4000贯目,齐国3000贯目,荷兰商船2000贯目,共计9000贯目(33750公斤,折合约90万两)白银。”
既然日本规定了进口总额,那么各国输入日本市场的商品数量自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。那些游离于幕府控制下的各种走私贸易,便成为德川幕府眼中钉肉中刺,欲除之而后快。对齐国于外贸方面采取必要的强硬措施,也就成了德川家纲不得不做出的合理选择。
作为昔日辅政老中,阿部忠秋对齐国是有一定了解的。他非常担心,因为在贸易方面的争端,会激起这个海上强国的强烈反应,甚至很有可能会引起一场战争。
因而,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例行拜访幕府,通报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消息时,他特意将格勒内·沃德召到府上,询问有关齐国军事实力方面的情报。
“你们日本会跟齐国发生战争吗?”
就算是再政治白痴,沃德也明白对方这般打听齐国军事实力所隐含的意义。因而,在临走之前,他忍不住问出了自己的疑问。
“……”,阿部忠秋摇了摇头,“我们和齐国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,一切将取决于齐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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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633到1639年,日本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光先后五次发布禁止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法令(即锁国令),开启了日本长达两百年的锁国时期,这些禁令不只禁绝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进入日本,也同时禁止日本人任意出海。
当然日本与外国的贸易关系并非完全中止,但仅允许与特定对象进行,包括与荷兰人在长崎出岛进行贸易,而明人在长崎亦有贸易来往。此外对马藩与朝鲜、萨摩藩与琉球国以及松前藩与虾夷亦有贸易往来。
及至万治元年(1658年),齐国通过萨摩战争,随后也获得了与日本直接贸易的权利,但范围与荷兰、大明一样,被限制在长崎。
但就商业活动而言,德川幕府一开始并未对明人、齐人设下太多的限制。不过,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和人员出入的频繁,在宽文十年(1670年),德川幕府在长崎市内兴建了两座大约八千坪(日本面积计量单位,1坪约等于3.3057平方米)的专属聚居区,专供上述两国商人和家属居住。因为两国皆属华夏文明,故而均称之为“唐人屋敷”。
“唐人屋敷”四面用墙围起,为了顺应华人的风俗,其中还设置了天后宫,妈祖庙、观音堂和土地公庙等宗教设施。
幕府之所以这么做,除了有效地管理明国和齐国商人外,也是要防止天主教信仰通过别的渠道,渗入日本民间。幕府通过各种渠道获悉,天主教传教士在大明境内也是动作频频,结交士人,传播教义,发展信徒;齐国虽然对天主教的传播施以一定的管制和约束,但并未彻底禁绝。因此,幕府禁止一般民众与两国在日商人进行接触,只有极少数具有特殊身份的人能够例外。
同明国和齐国商人一样在长崎活动的,还有来自欧洲的荷兰人。在西、葡两国商人和传教士被赶出日本后,荷兰人便取代了他们,成为德川幕府合作的对象。之所以被选中,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于传教的兴趣不大,一心只想从事贸易,因而获得德川幕府的信任。
即便如此,日本对这群金发碧眼、长相迥异的外国人,仍然心存怀疑。由于担心荷兰人生事,早在1641年,幕府下了一道命令,要求他们从原来的贸易港平户,全数移居到长崎外海的那座人工岛屿--出岛。
在出岛上,除了通往大海的水门外,只有一个连接日本本土的出口。而且,幕府规定荷兰人必须待在里头,不能任意离开。此外,除了官员、翻译和妓女等少数人外,普通日本人皆不能任意进入出岛。
不过,荷兰人有个可以定期离开出岛的机会。按照幕府规定,荷兰人除了在长崎从事贸易外,还必须定期造访江户,为幕府提供海外情报。用后世的说法,荷兰人等于扮演了幕府的世界各地特派记者角色。
借着这个渠道,“锁国”转态下的幕府能够实时掌握外面世界的动向,特别是来自南洋和欧洲的消息。
原幕府老中阿部忠秋跪坐在软塌上,微闭着双眼,似睡非睡的模样,半响没有任何反应,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本高级经理格勒内·沃德盯着他看了半天,一度怀疑这个已经年过七十的日本老头是否在听自己的讲述,不由狐疑地看向一侧的翻译。
“……非常感谢沃德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有关欧洲的消息。”阿部忠秋睁开了眼睛,微笑着向沃德点点头,“我希望你们荷兰最终可以战胜法国,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完整。对于你们与我们日本展开的贸易往来,我们会一如既往地给予你们专属权利。如此,你们可不必太过担心。……对了,你们于南洋地区经营日久,想必对齐国是比较了解吧。可否与我说说这个国家的一些情形?”
“齐国?……你想了解齐国哪方面的事务?”沃德听到这个问题,颇为意外地看着阿部忠秋。
目前,在整个日本的对外贸易活动中,若是论市场份额的话,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当属明国,齐国次之,荷兰最少。当然,这些数据是官方的统计,还未算上齐国主导的琉球、萨摩、长州和云州等几个方向的走私贸易。加上这些非正常贸易途径,齐国对日贸易额,很有可能会稍稍超过明国的贸易总量。
按理说,对于这么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,身为幕府大将军此前最为重要的辅臣,阿部忠秋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。因而,沃德对他的问话,感到几分意外。
“说说齐国的军事力量吧。”阿部忠秋笑着说道:“这个国家若是与他国发生战争,大概可以动员多少军队?”
“呃……”沃德想了想,端起矮几上的茶杯,一口喝下,然后舔了舔嘴唇,“齐国拥有远东地区数量最多、战力最强的海上力量。据我们东印度公司估算,齐国海军的人数规模在两万四千人上下,最少装备了七十到八十艘专业战舰,嗯,也有可能会达到一百艘。其中配备四十门以上火炮的战舰大概有四十艘左右,配备76门以上火炮的战舰就有十艘。另外,他们国内还有数百艘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武装商船。若是战争规模扩大,我相信,以齐国的动员机制,这些武装商船会以最快的速度被征用为作战船只。”
“也就是说,齐国一旦与他国发生战争,他们可以出动数百艘大中型武装船只?”阿部忠秋有些动容。
“理论上是这样的。”沃德笑着说道:“但我认为,在整个远东地区,甚至在广阔的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,齐国仅凭借他们海军的战力,就足以击败任何国家和地方势力发起的海上挑战。是的,齐国有这个自信,也有这个能力。”
“……”阿部忠秋半响不语,脸上的神情变得有些凝重,“那……,那他们的陆军呢?”
“哦,相较于齐国的海军,他们的陆军规模就显得有些袖珍了。齐国的陆军人数不会超过一万,可能在七八千左右。”沃德说道:“但他们的陆军训练有素,战斗力非常高。据说,他们的火枪兵每年都会进行最少三十发弹丸以上的实弹射击训练。要知道,在我们欧洲,许多国家的士兵每年实弹射击训练标准根本没有这么高。嗯,能超过十发铅弹,就已经算是超高标准训练了。”
欧洲的火枪实弹射击训练标准,别说在17世纪比较低,就是到了19世纪初,军事技术大为进步的时代,也没有多大提高幅度。1805年前后,沙俄士兵普遍领到的铅弹是按照每人每年消耗3发子弹的标准发放,只有需要精确射击的猎兵每年才能拿到6发铅弹。
拿破仑横扫欧洲后,沙俄才一咬牙在1808年重新制定射击标准,规定“近卫团和常规团,按照前两列士兵每人每年消耗5发铅弹,第三列士兵每人每年消耗8发铅弹”的标准进行实弹训练。
而拿破仑军团的训练标准也强不到哪里去,法军平时每年也只进行6发实弹射击训练。普鲁士人更小气,一个团(人数大概在1700人左右)一年的实弹射击铅弹数量是4125发。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欧洲陆军,通常会在战前临时抱佛脚进行突击训练,把子弹训练量加大到数十发。
至于此时的日本军队,火器当然也有,但不论是从数量上,还是从技术质量上,都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,甚至还不如太阁时期(丰臣秀吉)。
要不然,发生在十六前的齐萨战争,也不至于让幕府大为震动。一个西南强藩,在齐国面前,竟然表现得如此不堪一击,从对方登陆鹿儿岛,到迫使萨摩藩投降,前后历时不到半个月,而且战损也是微乎其微。
齐国强大的炮舰,犀利的火器,一边倒的战局,都让旁观战事的幕府暗暗心惊。以至于,后来齐国再来江户交涉通商事宜时,幕府很快转变态度,非常干脆的同意了,并给予他们和明人、荷兰人同等的贸易条件。
当然,对于火器所表现出来的威力,幕府也只是稍稍“心惊”而已,倒不至于因此怕了齐国。因为,在他们看来,火器对战彷若弓箭,临阵不过三失。若是武士勇悍,付出些许伤亡,只要冲至近前,那最后还是要靠刀剑来解决彼此间的胜负。
说来可笑,幕府之所以会有这种认识,主要是日本已经承平多年,距离最近的战争还是七十多年前发生的文禄庆长之役(即万历朝鲜战争),再加上锁国日久,对于火器的应用,国内已经没有多少人熟悉了。
“哦,齐国仅有不到一万人的陆军。”当阿部忠秋听到沃德的话语后,表情稍稍有些放松。齐国之强,所凭不过是海上巨舰大炮而已。
如此,我日本倒也无须担心在本土之上遭到齐国的威胁。
阿部忠秋早在宽文六年(1666年)便从老中退任,已不再视事,逐渐澹出幕府权力中心。但去年十月,他闻知,齐国鸿胪寺少卿率团访问日本,在觐见征夷大将军德川家纲时,提出要日本在现有的长崎港之外,再增加若干通商口岸,以便更好地促进日齐两国之间贸易。
对此,德川家纲直接予以当面拒绝,并表示“锁国令”乃是幕府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原则,不容任何更改。另外,将军大人还对齐国暗中操纵的琉球、萨摩、长州和虾夷等几个方向的走私贸易,予以严厉申斥,要求齐国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未经幕府允许的贸易行为。
据说,在会商过程中,双方的态度都表现得非常激烈,氛围也是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。为了维护将军的尊严和幕府的威信,德川家纲一度向齐国人发出威胁,声言会对上述“非正规贸易行为”进行严厉的打击,届时,那些被幕府擒获的“非法贸易商人”,会被视同海盗,将被处以极刑。
幕府对齐国贸易的限制和走私行为的痛恨,盖因双方持续扩大的不对等贸易活动中,已使得日本白银外流速度骤然加快,远超二十多年前。
大量白银的输出给幕府铸造银币造成了严重的困难,而幕府铸币的困难对于国内的市场和经济秩序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。
曾几何时,日本还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产银国之一,石见、秋田、左渡等矿山出产的白银数量巨大。粗略估计,在16世纪至17世纪,日本所产白银就占了世界产量的20%,可以说,当时的日本人是坐在“金山银山”上的国家。
有了钱,自然是买买买。而在那个时期,日本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也很大,“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,如室必布席,杭之长安织也;妇女须脂粉,扇、漆诸工须金银箔,悉武林造也。他如饶之磁器,湖之丝绵,漳之纱绢,松之棉布,尤为彼国所重”。
据保守估计,从1600年到1647年间,从日本输出的白银在7000万两到一亿两之间,其中绝大部分是流向大明。
然而好景不长,到了17世纪50年代,日本国内银矿逐渐枯竭,白银存量也随之急剧减少,以至于影响到幕府对日本的统治和管理,这一点是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。
因此,从17世纪中叶开始,幕府除了继续加大“锁国令”的执行外,还开始采取严格措施控制白银的外流,宽文十一年(1671年),幕府颁布了市法-商法,并于次年正式施行。
去年一月,幕府又规定了每年输入日本的外国商品的价值,即“中国商船4000贯目,齐国3000贯目,荷兰商船2000贯目,共计9000贯目(33750公斤,折合约90万两)白银。”
既然日本规定了进口总额,那么各国输入日本市场的商品数量自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。那些游离于幕府控制下的各种走私贸易,便成为德川幕府眼中钉肉中刺,欲除之而后快。对齐国于外贸方面采取必要的强硬措施,也就成了德川家纲不得不做出的合理选择。
作为昔日辅政老中,阿部忠秋对齐国是有一定了解的。他非常担心,因为在贸易方面的争端,会激起这个海上强国的强烈反应,甚至很有可能会引起一场战争。
因而,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例行拜访幕府,通报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消息时,他特意将格勒内·沃德召到府上,询问有关齐国军事实力方面的情报。
“你们日本会跟齐国发生战争吗?”
就算是再政治白痴,沃德也明白对方这般打听齐国军事实力所隐含的意义。因而,在临走之前,他忍不住问出了自己的疑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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